知府潘世仁的“述职”钧令，如同一道冰冷的枷锁，悬于青州县衙之上。
去，便是自投罗网；不去，便是公然抗命。
无论哪种选择，似乎都预示着陈恪新政的终结。
然而，陈恪并未如潘世仁所料那般惊慌失措或硬顶对抗。
他选择了一种看似顺从，实则更为凌厉的应对——以阳谋破局。
陈恪没有只身前往府城。
他亲自起草了一份文辞恳切、数据详实的《青州县漕运整肃及张千钧案初判陈情书》，将张千钧的主要罪行、查获的证物清单（隐去涉及潘世仁的核心部分）、以及整肃漕运后带来的商路畅通、民意拥戴等积极成效，一一列明。
随后，他做了一件让潘世仁瞠目结舌的事——他并未秘密呈送这份陈情书，而是将其大幅抄录，连同知府要求他述职的钧令（隐去姓名官印）一并，以“安民告示”的形式，公之于众，张贴于青州县城门、码头、集市等各处人流密集之地！
告示一出，全城轰动！
百姓们这才知道，陈青天顶着如此巨大的压力，在为青州铲除毒瘤！
而那来自“上面”的、要求陈青天去“述职”的命令，在百姓朴素的认知里，自然成了“奸臣”欲害“忠良”的明证！
“岂有此理！陈青天做错了什么？凭什么让他去述职？”
“定是那张千钧的靠山要报复陈青天！”
“我们不能让陈青天去！去了就回不来了！”
民情汹汹，几乎要自发组织起来阻拦陈恪。
陈恪趁机派出胥吏，引导舆论，反复强调自己“依律办案，问心无愧”，并表示“已具文上陈，静候府尊核查”，巧妙地将自己置于依法办事、被动等待的受害者位置，而将潘世仁推到了打压能吏、庇护奸佞的火炉上烤。
这一手“公开述职”，不仅化解了抗命的风险，更借民众之口，向潘世仁发起了强大的舆论反击。
面对对手可能狗急跳墙的人身威胁，陈恪不再掉以轻心。
他正式下令，由石勇牵头，组建一支专门的“内卫小队”，成员从巡察组和县衙衙役中精选，负责核心成员（包括陈恪自己、周淳、沈括、苏十三等）的日常护卫与住所安全。
石勇根据军中和江湖经验，制定了严格的护卫班次、路线检查、饮食检验等制度。
同时，陈恪授意李三，对县衙内的所有吏员、杂役进行了一次更隐秘的背景复核，尤其是近期与外界接触频繁者，确保内部纯净。
当夜，一名试图向陈恪书房窗内吹入迷烟的宵小，被埋伏在暗处的内卫小队当场擒获。
经审讯，果然是张千钧余孽受重赏驱使前来行刺。
陈恪毫不犹豫，将其明正典刑，首级悬于城门示众，以儆效尤。
此举极大震慑了潜在的铤而走险者，也让核心团队得以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继续工作。
在政务层面，潘世仁的掣肘更为阴险。
除了之前的拨款、补贴被卡，府衙各房开始对青州县上行的一切公文吹毛求疵，以各种理由打回、要求重拟或无限期拖延。
陈恪的应对，是将“流程”和“规则”运用到极致。
他要求周淳，对所有上行公文，务必做到格式完美、条款清晰、引据充分，让对方在程序上找不到任何瑕疵。
每一次被打回，都详细记录对方提出的“理由”，并原样修改后再次呈送，形成完整的公文往来记录。
对于诸如漕运调度、赋税上解等无法回避的事务，陈恪则严格依照《夏律》和既有规章办理，绝不授人以柄。
同时，他指示沈括，仔细研究府衙下达的各项指令，寻找其中可能存在的矛盾、模糊或与更高层级法令冲突之处。
很快，机会来了。
府衙户房下发一道指令，要求青州县提前上解秋季部分税银，以充实府库，应对“不时之需”。
此举明显违背了《夏律》中关于税银解送时限的规定。
陈恪没有硬顶，而是亲自撰写回文，先是表示“谨遵钧令”，随后便开始引经据典，详细阐述《夏律》相关条款，以及提前解送可能带来的账目混乱、仓促间易生错漏等“风险”，最后“恳请”府衙明示，此项指令是援引哪条特例法条，以便州县“准确遵循，避免误判”。
这篇回文写得滴水不漏，态度恭谨，却暗藏机锋，将皮球又踢了回去。
若府衙强行要求，便是公然违律；若收回成命，则威信受损。
这种“合法”的拖延与质疑，让潘世仁仿佛一拳打在棉花上，有力无处使。
陈恪深知，独木难支。在应对潘世仁明枪暗箭的同时，他开始了更深远的布局。
他通过老师、同年的关系，以及韩振、张谦等学子家族的人脉，秘密与州府乃至京城中一些风评较好、与潘世仁或有龃龉的官员取得了联系，将青州县新政的成效以及目前遇到的“不合理”阻力，以私人信函的方式，委婉地进行沟通。
他并未直接指控潘世仁，而是突出自己“依法行政”、“为民请命”的立场，以及遭遇的“不解”与“困难”，以期赢得同情与理解，至少是保持中立。
一时间，青州县成为了各方势力关注的焦点。
陈恪以青州县为棋盘，以阳谋为棋子，与潘世仁展开了一场跨越层级的对弈。
他看似被动接招，实则每一步都在巩固自身，削弱对手，并将斗争的影响不断扩大。
潘世仁的怒火在府衙中燃烧，他发现自己惯用的权术手段，在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年轻县令面前，竟处处受制。
而陈恪，则在青州县百姓的拥戴和日益完善的制度护持下，稳坐钓鱼台，静待着给予对手致命一击的时机。
真正的风暴，正在平静的表象下加速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