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敏的父亲病好后，想找份工作，江蕙英帮他找了个“仓库管理员”的工作，在赵大爷的蔬菜加工厂，月薪25元。小敏特意给江蕙英送了一篮子鸡蛋：“江姐，谢谢你，我爸说以后你有啥活，他随叫随到。”江蕙英笑着说：“咱们都是普通人，互相帮衬是应该的。”
傍晚的青砖小院，煤油灯亮了。江明从信访局回来，袖口沾了上访群众的眼泪（有个工人上访被拒，在信访局哭了很久，江明递了纸巾）；于晖刚从铁路分局回来，手里拿着王处长“批评他‘预算超支’”的通知；江蕙英则刚算完账，这个月不仅没赚钱，还亏了100元（因为次品布的运费和贷款利息）。
可没人抱怨。江蕙英去煤炉上热了粥，还煮了几个红薯（5分\/斤，是赵大爷送的）；江明拿出王大姐给的茉莉花茶，泡了三杯；于晖则翻出父亲的笔记本，给他们念里面的话：“做人要踏实，做事要尽心，不管遇到啥难，只要不放弃，总能过去。”
“明天我去信访局，要接待一个上访的纺织厂工人，他说工厂欠了他三个月工资。”江明咬了口红薯，“我得帮他找工厂的负责人，虽然可能会被工厂的人刁难，但我想试试。”
“我明天去分局，跟王处长谈8号楼的水管保修问题，虽然他刁难我，但保修是职工的保障，不能不谈。”于晖喝了口茶，“大不了我自己掏腰包买零件，也不能让职工再漏水。”
“我明天去上海，看看老吴的情况，顺便跟舅舅的纺织厂签长期供货协议，以后再也不跟不靠谱的供货商合作了。”江蕙英看着账本，“虽然这次亏了钱，但我知道了，做生意不能只看利润，还要看人品。”
煤油灯的光映在他们脸上，虽然每个人都遇到了难处，但眼里都有光。江明想起在信访局遇到的上访群众，他们虽然苦，但还在坚持；于晖想起那些等着修水管的老职工，他们的信任，就是他的动力；江蕙英想起小敏和她父亲，他们的感谢，就是她做生意的意义。
夜深了，江明回客房睡觉，江蕙英帮于晖整理公文包，把父亲的笔记本放进去：“明天跟王处长谈，别跟他吵，咱们有理走遍天下。”于晖握着她的手：“你放心，我不会跟他吵，我会用事实说话——就像我爸当年那样。”
11月的哈尔滨已经飘起碎雪，信访局接待科的铁窗上凝着层薄冰，冰碴子顺着木框往下滴，在窗台上积成小小的冰堆。江明每天早上到岗，第一件事就是用抹布擦玻璃——不是洁癖，是想让窗外上访的群众能看清屋里的人，别觉得“机关里的人都躲着不见”。他攥着抹布的右手，袖口蹭过冰面，传来粗糙的摩擦感——那件藏蓝色中山装是父亲生前穿的，江蕙英前阵子帮他补了个补丁，用的是同色的棉布，缝的时候特意用了“回针”，虽然结实，却还是比原布料厚些，擦玻璃时总勾住窗框的木刺。
“江同志，你可来了！”玻璃刚擦出块透明的地方，就看见老陈蹲在门口的雪地里，怀里抱着个洗得发白的布包，布包上印着“哈尔滨纺织厂”的字样，里面是他儿子的课本——封皮上用铅笔写着“陈小明，三年级二班”，边角已经卷了毛。昨天老陈说“孩子15号就要交学费，再拖就进不了教室了”，江明看着布包上的雪，心里像被冰碴扎了似的，发紧。
他赶紧开门让老陈进来，屋里的铁炉刚生着，火苗还没窜起来，空气里混着煤烟和墨汁的味道。江明从铁皮柜里拿出自己的搪瓷杯，杯身上印着“先进工作者”，边缘磕掉了块瓷，倒了杯热水递给老陈：“先暖暖手，慢慢说。”老陈接过杯子，手指冻得发紫，杯壁上很快凝了层水珠，顺着他的指缝往下滴。
刚要拿“上访登记本”，里屋的门帘就被掀开了，李科长端着个印着“省委办公厅”的搪瓷杯走出来，杯里飘着几片茉莉花茶，是机关食堂每周二才供应的。“小江，这个案子我跟了，你去把1982年的‘企业信访结案汇编’整理出来，下午要给督办科送过去。”李科长的目光扫过老陈，又落在江明的中山装上，嘴角撇了撇，“你这衣服也该换换了，机关里上班，穿得体面些，别让人觉得咱们信访局寒酸。”
江明手里的笔顿了顿——那本“汇编”有三百多页，全是手写的，纸页发黄发脆，有些还粘在一起，要按“行业分类”重新装订，一下午根本完不成。他刚要开口，李科长就瞪了他一眼：“这是工作安排，你要是觉得难，就跟我说，我找别人替你——不过，试用期的考核结果，你也知道轻重。”老陈赶紧拉了拉江明的袖子，小声说：“江同志，别跟科长吵，我再等等就行，不碍事。”
江明看着老陈通红的眼睛，把话咽了回去。等李科长把老陈领进里屋，他趴在桌上翻“汇编”，指尖划过纸页上密密麻麻的字迹，有些地方被墨水洇透，连“纺织厂”“机械厂”的字样都模糊了。没翻几页，就听见里屋传来李科长的声音：“老陈，纺织厂现在在‘搞技术革新’，资金都投进新设备了，你再等两个月，等设备投产了，肯定给你发工资。”
“两个月？孩子都辍学了！”老陈的声音带着哭腔，“科长，我求你了，你帮我跟厂里说说，先给我发一个月的工资，就一个月！我儿子上次考试还考了全班第三，要是辍学，他这辈子就完了！”
“你这是胡搅蛮缠！”李科长的声音突然拔高，“再闹，我就按‘无理上访’给你登记，以后你再想找信访局，门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