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蕙英把本子递过去：“厂长，老郑没偷白菜，是你儿子拿的，你不能扣他工资，更不能开除他——这是进货和出库记录，上面有你的签名和手印，要是你不认账，我就去信访局举报你‘拖欠工资，诬陷职工’。”她的声音很坚定，心里却有些打鼓——她知道厂长在当地有点关系，上次有个工人去举报，最后反而被厂长按了个“旷工”的罪名，开除了。
厂长看都没看本子，把它扔在桌上：“你是哪来的？敢管我们厂的事！赶紧走，不然我叫保安了——保安都是我亲戚，到时候对你不客气！”江蕙英没走，反而坐在椅子上，从口袋里掏出个体户执照：“我是‘蕙英百货’的老板，老郑是我的亲戚，今天这事不解决，我就不走——你要是叫保安，我就给工商局打电话，说你厂里‘无证生产，偷税漏税’，我认识市局的周同志，他肯定会来查。”
厂长愣了愣，大概没料到这个“个体户”这么硬气。他想了想，说：“行，我不扣老郑的工资，也不开除他，但他得给我道歉，说不该‘带头闹事’——不然，我还是不能让他在这儿干。”江蕙英看了看旁边的老郑，老郑点了点头——他只想保住工作，不想再惹麻烦，道歉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从工厂出来，老郑感激地说：“江姐，谢谢你，要是没有你，我这工作就没了。”他手里拿着个布兜，里面装着几斤白菜，是厂里发的福利，“这白菜你拿着，是我自己种的，没打农药，好吃。”江蕙英笑了笑：“不用谢，咱们都是普通人，互相帮衬是应该的。”老郑想了想，说：“我们厂里有不少工友想做新工装，大概需要50丈布料，我帮你问问，要是他们愿意，就从你这儿买，给你‘批发价’。”
回到布摊时，已经是下午了。江蕙英刚坐下，就看见工商局的人来了——是上次那个办事员，姓孙，穿件浅灰色的确良衬衫，衬衫的袖口卷着，手里拿着个文件夹，是黑色的塑料壳，上面印着“哈尔滨市工商局”的字样。“江老板，有人举报你卖‘三无布料’，我来检查一下。”孙办事员打开文件夹，拿出笔，“把你的布料合格证和进货凭证拿出来，还有‘商标注册证’，要是没有，就属于‘三无产品’，要没收。”
江蕙英赶紧把上海老吴寄来的合格证和进货凭证递过去——合格证是机打的，上面盖着“上海第三纺织厂”的红章，进货凭证是手写的，写着“的确良布料100丈，单价2.8元\/丈，合计280元”。孙办事员翻了翻，说：“这些都是‘上海第三纺织厂’的，但你没有‘商标注册证’，按规定，今天必须没收——你要是想办商标注册证，就去市局，带营业执照、身份证明，还有20元手续费，下周再来，不然你的布摊就别想开了。”
江蕙英知道这是刘梅在背后搞鬼——肯定是黄老板跟刘梅说了，刘梅又找了孙办事员，想故意刁难她。20元手续费对她来说不是小数，相当于布摊三天的利润，可她没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孙办事员把几匹布料装进袋子里，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这些布料是她刚进的，花了300元，是她所有的积蓄，要是被没收了，布摊就只能关门了。
晚上关摊时，江蕙英坐在煤炉旁，看着账本上的“亏损”二字，眼泪忍不住掉下来。账本是用方格纸订的，上面记着每天的收入和支出，红色的笔写收入，蓝色的笔写支出，“现金”那栏已经只剩下50元了。于晖回来，看见她哭，赶紧问怎么回事。江蕙英把仿冒品和工商局的事说了，于晖皱起眉：“明天我陪你去市局办商标注册证，我认识市局的周同志，是我父亲的老同事，他肯定能帮忙——商标注册证本来就不是强制的，孙办事员是故意刁难你。”
第二天一早，于晖就陪着江蕙英去市局。市局的大楼是红砖砌的，门口有两个石狮子，看起来很气派。周同志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件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很整齐，说话很和蔼。他听了江蕙英的事，说：“商标注册证确实要办，但按规定，没办注册证可以先‘责令整改’，不能直接没收——孙办事员这是违规操作，我跟他说一声，让他把布料还给你，再给你走‘加急流程’，一周就能拿到注册证。”
办手续时，周同志帮着填了表格，还免了5元手续费：“你是个老实本分的个体户，我们不能让老实人吃亏——以后要是再有人刁难你，就来找我。”江蕙英拿着表格，心里暖烘烘的——她知道，在这个“关系大于规则”的年代，能遇到周同志这样的好人，不容易。
江蕙英帮江明拿到百货大楼的发票复印件后，江明直接去了督办科。督办科的科长姓赵，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头发花白，穿件灰色中山装，中山装的扣子是铜制的，已经有些氧化发黑。赵科长正坐在椅子上看文件，桌上放着个老花镜，是“水晶”牌的，在当时要10多元，是他儿子从北京寄来的。“小江，你找我有事？”赵科长放下文件，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我刚泡了杯茶，你尝尝，是杭州的龙井。”
江明把老陈的工资条、纺织厂的财务报表复印件、百货大楼的发票复印件都递过去：“赵科长，纺织厂拖欠12名工人三个月工资，是因为劳资科科长王磊挪用公款买皮夹克和摩托车，这是证据，我希望督办科能出面，让厂里把工资发了——老陈的儿子下周就要交学费，再拖就来不及了。”他的声音有些急，手里的材料都攥得有些发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