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块钱攥在手里，像两块烧红的烙铁，烫得刘致远手心冒汗，心头发慌。米粉店里油腻的灯光照在他脸上，映出一种恍惚的不真实感。陈静来过，又走了，留下几句刀锋般的话语和这两张轻飘飘却又重如千钧的钞票。
“找个像样点的地方住一晚。”
他环顾四周，这“不像样”的米粉店，这污渍斑斑的桌子，这角落里散发着霉味的自己。像样点的地方？哪里才算像样？是那种一晚上要花掉几十块，有干净床单和独立卫生间的招待所？那是他刚来深圳时，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的“高档”去处。几个月前，他还会为了省下几毛钱的公交费而走上好几站路。现在，这两百块似乎给了他选择的权力，却又像是一种无声的嘲讽——看，你最终还是需要这种施舍。
尊严？在饥饿、疲惫和走投无路的恐惧面前，那东西薄得像一张纸，一捅就破。他想起父亲常说的，“人穷志短”，以前总觉得是老人家认命的说辞，现在才品出里面的血泪和无奈。不是不想有骨气，是现实这只无形的手，把你的头狠狠按下去，让你不得不弯腰。
他把钱小心折好，塞进贴身的内衣口袋，那动作带着一种近乎耻辱的郑重。然后，他抱起那个湿了角的纸箱，走出了米粉店。夜风带着雨后的凉意吹来，让他打了个寒颤。深圳的夏天，原来也有这么冷的时候。
他没有立刻去找“像样”的住处。一种莫名的冲动驱使着他，他朝着赛格科技园的方向走去。离明天早上九点还有十几个小时，他需要时间去消化今晚发生的一切，需要去丈量一下，自己即将踏上的，究竟是一条怎样的路。
华强北的夜晚，是另一个世界。即使已近深夜，这里依然灯火通明，人流如织。沿街的店铺里，收音机、电视机、各种电子元器件堆得满满当当，穿着皱巴巴西装或t恤衫的男人们，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在高声谈价、搬运货物。空气中弥漫着塑料、焊锡和 ambition 的味道。这里不像天辰公司所在的写字楼，精致却冰冷；这里粗糙、喧闹，充满了草根般的生命力和赤裸裸的金钱欲望。
刘致远抱着纸箱，像一叶孤舟，被人潮推着往前走。他看着那些为了一分利吵得面红耳赤的商贩，看着那些蹲在路边就着凉水啃馒头、眼神却紧盯着过往人流的年轻打工仔，看着橱窗里陈列着的、代表着最新科技的“大哥大”和寻呼机——那对他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这就是深圳的底色。光鲜的写字楼和繁华的商场只是它的表皮，而像华强北这样的地方，才是它跳动不息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心脏。他以前只是隔着玻璃窗远远地望过，从未真正融入。陈静说得对，他不够“坏”，也不够“狠”，因为他始终还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的清高和旁观者的心态，没能真正扑下去，沾染这一身的泥泞和市侩。
“你得自己把那个栽赃你的人揪出来。你得有让对方害怕的东西。”
陈静的话在耳边回响。揪出来？怎么揪？他连对方是谁都不能百分百确定。是阿Kit吗？很有可能。但他有什么证据？除了直觉和之前金龙项目的旧怨，他一无所有。让阿Kit害怕？他一个刚刚被开除、身无分文、连住处都没有的人，拿什么去让对方害怕？
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再次攫住了他。他发现自己所谓的“能力”，在真正的阴谋和恶意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他擅长写材料，擅长整理文件，甚至机缘巧合下能讲好一堂计算机课，但这些“技能”，都无法帮他应对眼前的困局。
他在一个卖二手寻呼机的摊位前停下。摊主是个精瘦的年轻人，正埋头修理一个拆开的机器。
“老板，这个二手数字机，多少钱？”刘致远指了指摊位上一个看起来半新的摩托罗拉bp机。失去了公司配发的那个，他感觉自己像被切断了与外界联系的触手。
“一百八，带号，包三个月。”年轻人头也不抬。
一百八。他摸了摸内衣口袋里的两百块，几乎是他此刻全部的身家。他犹豫了。没有bp机，林记者找到他怎么办？陈静如果有急事怎么联系他？可买了它，就意味着他几乎要花光陈静给的钱，接下来的食宿又怎么办？
生存的算计，如此具体而微，压得人喘不过气。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体会到，为什么那么多来深圳的人，会把赚钱当作唯一的目标。因为在这里，没有钱，就意味着没有安全感，没有尊严，甚至没有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能不能……便宜点？”他听到自己干涩的声音，带着连自己都厌恶的卑微。
年轻人终于抬起头，打量了他一下，目光在他抱着的破纸箱上停留了一瞬，撇撇嘴：“一百七，最低了。要就要，不要拉倒。”
刘致远咬了咬牙。他想起了父亲重新找到工作后，家里那稍稍轻松的气氛。他不能倒在这里，他得有一条能被人找到的“线”。
“要了。”他掏出钱，数出一百七十块，递过去的时候，手指有些颤抖。那几乎是他此刻全部的勇气和希望。
拿着那个沉甸甸的、冰凉的二手bp机，他感觉自己重新和这个世界建立了某种脆弱的连接。他把它仔细别在腰带上，像佩戴一件护身符。
接下来是住的地方。他不敢走远，在华强北后面错综复杂的小巷里穿行，寻找着最便宜的住宿。最终，他找到一家由民居改造成的、没有招牌的“旅社”，门脸狭窄，楼梯陡峭。一个睡眼惺忪的老太太收了他十五块钱，递给他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指了指楼上。
房间在顶楼，是用木板隔出来的，不到四平米，仅容一床一桌。墙壁斑驳，露出里面的红砖，天花板上吊着一个昏黄的白炽灯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空气里弥漫着潮湿、霉变和无数前住客留下的复杂气味。床上的被褥颜色暧昧，摸上去有种黏腻的潮湿感。
但这已经是他在不花光所有钱的情况下，能找到的“像样点”的地方了——至少，它有个屋顶，有扇能关上的门。
他关上门，背靠着薄薄的、能听到隔壁咳嗽声的木板墙，缓缓滑坐在地上。纸箱放在脚边，那个新买的bp机在腰间硌着他。疲惫像潮水般涌来，淹没了他。
他拿出笔记本，就着昏暗的灯光，看着那张站台票。1991年7月15日。三年了。他从一个怀揣理想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蜷缩在深圳违章建筑阁楼里，背负着“商业间谍”罪名的落魄之人。这其间的落差，大得让他自己都感到荒谬。
他想写信。写给秦雪娇，告诉她他此刻的狼狈和绝望，或许能换来一丝遥远的安慰？但他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她已经有新的生活了，他不能，也不该再去打扰。写给父母？报喜不报忧是出门在外的孩子最基本的孝心。他只能告诉他们，他一切都好，工作忙，钱已汇出。
最终，他拿起笔，在空白的页面上，开始写一些杂乱无章的字句，不是给任何人看，只是情绪的宣泄：
“深圳的夜晚，没有星星。只有无尽的灯火和更深的黑暗。”
“被人栽赃是什么感觉？像被人从背后推进了粪坑，浑身恶臭，却找不到那个推你的人。你拼命想爬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岸上的人都捂着鼻子躲开，甚至还有人往你身上扔石头。”
“陈静……她到底是谁？是扔石头的人，还是递绳子的人？或者，她只是想看看，掉进粪坑里的人，到底能有多狼狈？”
“王胖子要在就好了。他一定有办法，哪怕是歪门邪道。他常说，‘规矩是给守规矩的人定的’，我以前不屑，现在有点懂了。”
“活下去。先把眼前这关熬过去。像野狗一样，先找到吃的，找到能遮风挡雨的地方，再想着怎么咬回去。”
写到这里，他停下笔，看着“野狗”两个字，心里一阵刺痛。曾几何时，他是父母眼中的骄傲，是大学里的“天之骄子”，是文化局里虽然不得志但至少体面的干部。而现在，他要用“野狗”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世界了吗？
这就是成长？还是堕落？
没有人能给他答案。窗外，是深圳永不疲倦的喧嚣。这座城市像一台巨大的、高速运转的机器，冷漠地吞噬着无数人的青春、梦想和眼泪，然后吐出少数幸运儿的成功，和大多数人的沉默与遗忘。他不想成为被遗忘的那一个，更不想背着污名被遗忘。
他必须抓住陈静递过来的这根绳子，无论它是否牢固，是否带着刺。
他把写满字的纸撕下来，揉成一团，想扔掉，犹豫了一下，又展开，抚平，夹回了笔记本里。这是他真实的心境，哪怕不堪，也是他存在过的证据。
然后，他和衣躺在那张散发着异味的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只被灯光吸引，不断撞向灯泡的飞蛾。飞蛾扑火，是本能，也是绝望。他现在，不也像这只飞蛾吗？明知前路可能是更深的陷阱，却只能向着那点微弱的光亮扑去。
腰间的bp机静静地别着，屏幕一片漆黑。它在等待一个信号，一个可能改变他命运，或者将他推向更深渊的信号。
明天，赛格科技园。
那里有什么在等着他？
是揭开真相的钥匙，还是另一个更精心布置的陷阱？
陈静那双似乎能看穿一切的眼睛，在他脑海里浮现，带着一种他无法理解的复杂情愫。
在忐忑、迷茫和一丝被逼到绝境后生出的，微弱的狠劲中，刘致远迷迷糊糊地睡去。窗外的深圳，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里，继续它沉默而汹涌的呼吸。而属于他的战斗，天一亮，就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