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头痛，早已不是生理性的阵痛，而成了一种弥漫在颅腔里的常态，一种由两种节奏、两种气味、两种光线日夜撕扯带来的，精疲力竭的胀满。
深圳的生活，是裹挟着尘土与欲望的劲风，扑面而来，不容喘息。它像一台永不停歇的巨大机器，轰鸣着“效率”与“发展”的进行曲。这里的空气是烫的，裹挟着工地上水泥的腥气、外卖盒饭的油腻、以及无数年轻身体蒸腾出的汗与野心。光线是直白的，白日里太阳毫无遮拦，夜晚则是霓虹与LEd屏交织成的炫目白昼，将每一条街道、每一张脸庞都照得清晰刺目，无处遁形。时间在这里被压缩、被拉长，昨天的荒地明天就可能立起摩天楼。这是一种向前的、不容置疑的推力，推着你奔跑，推着你遗忘，推着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未来”这个宏大的命题里。身处其中，你不由自主地被这股洪流卷着走，血液奔流加快，心跳也踩着急促的鼓点。
而香港，仅一河之隔，却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叙事。它像一部装帧精美、传承有序的典籍，每一个细节都透着沉淀下来的规矩与密度。那里的空气是凉的，混杂着海水的咸腥、冷气机吐出的干燥、以及老茶餐厅里奶茶与菠萝油交织的、固化的温情。光线是暧昧的，中环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冷冽的天光，而逼仄唐楼间的窄巷里，霓虹灯牌的光晕终年不散，营造出一种既繁华又疏离的梦境。时间在那里是黏稠的，流淌得缓慢而固执。百年老店、英式制度、家族传统，层层叠叠地累积，形成了一套密不透风的密码。它不催促你，只是用那套复杂的规则和寸土寸金的现实，冷静地审视着你，要求你精准、得体、遵循它的韵律。
刘致远便是在这两股气息的交界处生活。白日里，他可能在深圳的会议室里，听着关于“打破边界”、“协同创新”的激昂论述，身体里奔涌着开拓的热望；傍晚，乘车过关口，驶入香港，周遭的节奏瞬间沉静下来，他必须立刻切换频道，去应对那些严谨乃至苛刻的条文，去理解那份深植于历史与规则中的保守与坚持。
他的头脑，成了两套系统的战场。一边是不断破局的锐气，是“敢为天下先”的豪情；另一边是恪守传统的审慎，是对程序与契约精神的极致尊重。这两种力量都无比强大，都自有其逻辑与美感，却在他的颅内短兵相接，互不相让。他试图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一个能让两种节奏共鸣的微妙频率，却发现那常常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幻影。更多的时候，他感到自己被从中劈开，一半在烈焰中锻打，一半在寒冰里封存。
夜深时，他站在香港家中的窗前，遥望对岸深圳那片璀璨的光海。那光芒如此炽热，充满了未加修饰的活力，像一种召唤；而回身看向身后，房间里是线条冷硬的家具，窗外是秩序井然的都市森林，一种无形的压力弥散在空气里。他哪里都属于，又哪里都不完全属于。这种悬置的状态，这种永恒的“之间”，消耗的不是体力，而是某种更深层的东西——是对自我认同的悄然磨损，是对“根”在何处的茫然。
因为某一桩具体的难题，因为这整个生存状态的内在矛盾，像两股反向的洋流，持续地、无声地，拉扯着他这个人，以及他身处的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