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四月中旬的风，依旧刮得人脸颊生疼，却已不似冬日那般如刀子割肉。风中捎来了泥土解冻的、微腥的气息，也捎来了饥饿的呻吟与绝望的哭泣。
小兴安岭指挥部里，空气比屋外更凝重。一盏马灯的光晕，勉强照亮摊在粗糙木桌上的几页汇总纸。徐建业的声音不高，每一个字却像冰锥，砸在听者心上。
“截止昨日，根据地内登记人口，军队约八万三千，随军家属及安置群众约七万，本地原住民约六十五万，新接收关内及热河、辽西流民约十五万……”他顿了顿，“总计，近九十六万人要吃饭。”
他拿起另一张纸：“粮食存量。各军粮库、秘密地窖、百姓家中藏粮，所有能统计到的，折合成高粱米，约八万石。按最低生存标准，每人每日半斤粮，这些只够……四十天。”
“流民还在增加吗？”于凤至问，目光没离开地图上那些代表人口压力的、密密麻麻的红色小点。
“每天少则二三百，多则五六百。”冯仲云接口，他刚从几个新设的流民安置点回来，眼窝深陷，“都是从南边逃荒上来的。关内情况可能比我们想的还坏。鬼子征粮队像蝗虫过境，不少村子已经绝户了。”
许亨植指着地图上几条蜿蜒的线：“我们的三条秘密商路，压力也很大。鄂伦春兄弟那边，苏联边境守军查得越来越严，上次交易差点被巡逻队撞上。朝鲜族那条线，伪满警察增设了卡子。蒙古族牧民那边……开春是牲口最瘦的时候，他们也缺粮，交换比例对我们越来越不利。”
屋外传来隐约的、孩童的啼哭声，很快又被风声盖过。那哭声细细的，却像一根针，刺破了指挥部里压抑的沉默。
于凤至终于抬起头。马灯的光在她脸上投下明暗的阴影，让她的表情显得有些难以捉摸。她没有看那些令人绝望的数字，而是望向窗外黑沉沉的夜。
“四十天……”她重复着这个数字，像是在咀嚼它的味道，“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秋收，至少还有一百二十天的缺口。我们不仅要找到养活这近百万人一百二十天的粮食，还要有种子种下去，确保秋后能有收获。”
没人接话。这不是靠一两场胜仗、一次偷袭能解决的问题。这是最基础、也最残酷的生存算术。
“那就得算一笔大账。”于凤至转过身，脸上没有慌乱，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清明，“一笔关于人、地、粮、枪的大账。”
走到地图前，拿起炭笔，开始勾勒。
“冯政委，你的担子最重。”她先看向冯仲云，“从明天起，发‘生产自救令’。所有部队，除必要警戒和侦察力量，全部转为生产队。战斗员，也是生产员。地，不是现成的，要我们自己动手从鬼子手里、从荒原里抠出来。”
炭笔在地图上画出三个大圈：“赵永胜的第一军，去这里——兴凯湖西岸。那片是沼泽甸子，水排干了就是好地。给你两个任务：垦荒，顺便盯着东宁、绥芬河的鬼子。”
“王栓柱的第二军，去这里——讷谟尔河两岸。那是老粮仓，鬼子祸害得轻点，地底子还在。你的活儿是深耕，把原来撂荒的地全捡起来。”
“陈望的第三军，进长白山。平地少，就搞梯田。林子密，就组织采集队。山货、药材、猎物，都能换粮食。”
她又看向许亨植：“许副参谋长，你那三条线，不能只靠人情和运气了。成立个‘边境贸易社’，你兼管。把咱们缴获的那些手表、钢笔、望远镜，还有收集到的山参、貂皮，统一管起来，有计划的换。跟苏联人、跟朝鲜那边，甚至可以试试跟某些胆大的伪满商人，明码标价。咱们要的是粮食、盐、农具、药品。告诉他们，生意可以做，但谁要是黑了心坑我们，或向鬼子告密……”她没说完，但眼里的寒光说明了一切。
最后，她看向徐建业和自己：“护粮。鬼子肯定不会眼睁睁看我们种粮收粮。咱们得抢在前面。”她顿了顿，“成立‘护粮队’，不归各军，直属战区指挥部。任务不是跟鬼子大队硬碰，是做三件事：一、在鬼子征粮队出动前，帮老百姓，尤其是那些‘两面政权’的村子，把粮食藏好。地窖怎么挖更隐蔽，你们想办法。二、摸清哪些日伪征粮官最凶恶，找机会‘拔点’。三、必要时，袭击鬼子的粮库和运输队，抢！”
她走回桌前，目光扫过众人：“最后，是底线。张兰生同志，在各根据地要点，设‘粥棚’和‘公仓’。粮食再紧，这条底线不能破：不准饿死人。但粮食不是白给的，按劳分配，垦荒多的多分，出力少的少分。懒汉和捣乱的，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请出去。咱们救急不救穷，更不养蛀虫。”
命令一条条，清晰而强硬，没有回旋余地。这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部署，而是一个政权在生死存亡之际，对生产、分配、贸易、防卫的全盘统筹。
“都清楚了吗？”于凤至问。
“清楚了！”众人齐声。
“去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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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像投石入水，在庞大的根据地激起层层涟漪，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景象。
在兴凯湖西岸，赵永胜挽着裤腿，和士兵们一起站在冰冷的泥水里挖沟排水。沼泽地里蚊虫成团，不少人腿上被叮得满是红肿。但没人抱怨，铁锹和镐头起落的声音从早响到晚。他们不是在修工事，是在开生路。偶尔有日军侦察机远远掠过，看到的也只是“农民”在“垦荒”。
在讷谟尔河畔，王栓柱的腿不便下地，就坐在田埂上，指挥士兵们用缴获的、为数不多的钢铁打造犁头。他们把废弃的炮弹壳熔了，把打坏的枪管改了，变成简陋但结实的农具。土地被一垄垄翻开，沉睡了一冬的黑土暴露在阳光下，蒸腾着生机。
在长白山深处，陈望的部队化整为零。有的小队在陡坡上垒石修梯田，石头都是从山下一点点背上去的。有的小队钻进老林，采摘刚刚冒头的蕨菜、山芹菜，寻找野蜂巢，设套捕捉野兔、狍子。大山用它特有的方式，给坚韧的人们提供着馈赠。
许亨植的“边境贸易社”悄悄运转起来。在黑龙江一个隐秘的江湾，月黑风高的夜晚，几条桦皮船悄无声息地划过江心。船上载着捆扎好的貂皮和装在木盒里的老山参。对岸，同样沉默的人影接过货物，递过来沉重的麻袋。里面是盐，是苏制罐头，还有几把崭新的、油光锃亮的伐木斧。全程没有一句话，只有江水拍打船舷的轻响。
护粮队的行动则更像一场无声的战争。在双城县一个村庄，保长老刘接到暗号，连夜带领村民，在自家炕洞下、猪圈里、甚至坟地中，挖出一个个极其隐蔽的“藏粮窖”。几天后，日军征粮队扑了个空，只看到家徒四壁和村民麻木的脸。而在百里外的另一个县城，一名作恶多端、逼死过好几户人家的伪满粮秣科长，被发现暴毙在家中，墙上用血写着两个字：“偿命”。鬼子震怒，却查不出丝毫线索，只觉一股寒气从脚底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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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末，黑河城外一片刚刚平整出来的空场上。没有高台，没有彩旗。于凤至就站在人群前面，身后是徐建业、冯仲云等人。台下，是密密麻麻、衣衫破旧但站得笔直的军人和从各处赶来的百姓代表。风吹动着他们空瘪的衣襟，却吹不灭眼中那簇火苗。
于凤至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
“今天叫大家来，就说一件事：怎么活到秋天。”
人群寂静无声。
“咱们有近一百万人要吃饭。鬼子想把咱们困死、饿死。咱们怎么办？”她顿了顿，目光扫过一张张黝黑的脸，“等死？还是去抢老百姓的口粮？”
台下有人激动地喊：“不能抢老百姓！”
“对，不能抢。”于凤至点头，“那只有一条路：自己挣命！”
她指向远处刚刚泛起一丝绿意的田野：“地，咱们有。力气，咱们有。家伙什儿，凑合着也有。从今天起，我立个规矩：一人垦荒三亩——不论是军人，还是安置过来的乡亲。秋后收成，八成归你自己，两成交公，充作军粮和储备。多垦的，全归自己。有本事你开十亩，秋后你就是小财主。”
人群嗡嗡议论起来，眼神热切。
“但是！”于凤至提高声音，“丑话说在前头。这地，是咱们从鬼子眼皮底下、从荒草甸子里抢出来的。种不种得成，收不收得到，看老天，更看你自己！怕苦的，怕累的，觉得当兵吃粮天经地义的——现在站出来，我发路费，你爱上哪儿上哪儿，绝不拦着！”
她停下，目光如炬，看着台下。风卷着尘土掠过，没人动弹。半晌，一个老兵嘶哑着嗓子喊：“副总司令！咱跟着你从辽西打到北满，啥苦没吃过？饿死也不当孬种！”
“对！饿死也不当孬种！”吼声连成一片。
于凤至看着这一张张决绝的脸，心中那股沉甸甸的压力，似乎被这股热气冲开了一道缝隙。她点了点头，没再说豪言壮语，只挥了挥手：“那就……开干！”
人群轰然散去，像决堤的水，奔向四面八方那些等待开垦的土地。铁镐砸进冻土的声音，沉闷而有力，此起彼伏，汇聚成这个春天最雄浑的乐章。
于凤至没有离开。她走到田边，蹲下身，抓起一把还带着冰碴的黑土，在掌心用力搓了搓。土屑从指缝间簌簌落下，细腻而肥沃。
徐建业走到她身边，轻声道：“能成吗？”
“不知道。”于凤至实话实说，她摊开手掌，看着掌心残留的土痕，“但种子埋下去，就有希望。人能看见希望，就熬得下去。”
她站起身，极目远眺。广袤的黑土地上，无数渺小的人影正在奋力挥舞着工具。他们开垦的是土地，埋下的是种子，又何尝不是在这片饱经蹂躏的家园里，埋下一个个关于活下去、关于未来的、最朴素的信念。
这个春天，注定与饥饿和抗争同行。但犁头既然已经破开了冻土，就没有回头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