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郦东泉、贡宽、王赟、蔡伯、郦逸等股东达成上述共识之后，我们立即邀请了仰氏的三位代表商谈退股事宜。
仰氏的确是一群非常短视、胆小的小资产者，他们见了我立即表示就不该再信任郦东泉，确定想撤股回家。
我让他们清算了属于他们的成本价值：他们的货价值大约七百万钱，路费、人员工钱大约五十万、目前摊薄了商队消耗成本大约五十万，总共约八百万钱。我又让他们算了一下他们的车辆和牲畜的价值。另外，他们投入了牛、骡等一百匹，连车大约八十万钱，马十匹，都是刚成年不久的牝马，按大汉的指导价价值一百五十万钱。
我告诉仰氏诸人：牛我们暂时不需要，马、骡和车我们都可以留下，另外我还可以用牛和他们抵一些其它牲畜的价值，最后视决意回去的人总数确定给他们带走多少牛车，看抵扣的价值。他们所有产生的人员费用、商队成本消耗我都可以支付给他们，他们的货物我可以按照八百五十万钱照单全收，算是也不让他们白跑。
仰氏诸人商量了一下，觉得这个办法他们可以接受，于是我就让李癸在明早跟他们议定契约细节，先收购他们的货物，其余成本等确定多少人走再作最后计算。
四月廿五日，李癸与仰氏签订了货殖转让的协议后将八百五十万钱先转给了仰氏诸人。郦东泉等商队股东经过摸排确定除了跟随仰氏一起前来的人外还有三十多人希望退出，不过不知道是贡辅教育得好还是郦东泉、贡宽的洗脑还算成功，没有一个定陶买来的奴籍人士想走。
根据这个结果，我们分给仰氏及其余要走的人五十辆牛车（普通牛车，非车骑配备，产权归属仰氏），并让商队在现有物资中给他们准备了一个月的粮草，足够他们回到街亭附近的张绵驿一路的开销。
我让李癸跟仰氏最后算了账，抵扣牛车及提供的粮草等后又转给了仰氏两百二十多万钱，总共花费一千零七十多万钱算是完全收买了仰氏的股权。
四月廿六日一早，我很友好的送走了仰氏诸人及执意离开商队的人士。
送走这些人，我就跟郦东泉等商队股东谈了会合后的磨合细节，主要是将车骑统一划回老兵营用于安保，商队剩下的人以股东结构划分为四组，贡宽、王赟、蔡伯、郦逸分别任四个组长，郦东泉任大组长，这四个组除了不用背诵《十诫》，与老兵营家属待遇相同，所有物资暂归一处统一管理，所有开支消耗记账。我还告诉郦东泉等股东：为了在管理上不出现混乱，让他们和他们底下人在迁徙过程中也要称呼我“主帅”，并确保不发生与“十诫”抵触的言论和行为。
四月廿五、廿六日，在等待大部队的同时，我又让李癸将车骑的一百头牛换成了两百头骡，花费了一百二十万钱。
四月廿六日晚，大部队在廖涣方案的加持下用三天走完乌亭逆水来到令居城与我们会合。
四月廿七日，我们一边休整一边继续改良运力，将老兵营的三百头牛换成六百头骡和驴，商队的一百多头牛也换成了骡和驴，老兵营的军资又消耗约三百五十万，同时拆借商队现金一百五十万用于换骡和驴。
除此以外，我还让李癸斥资购置了羌人缝制的耐用帐篷，购置帐篷是向导金革的建议，他告诉我们：令居城的帐篷是羌人用特殊工艺缝制的，比普通帐篷更加结实耐用。
比起金银，羌族商人更喜欢物资和牲畜。于是我们将四百多头牛（含商队财产）和一百只羊都跟羌族商人换了足够我们所有人用的帐篷，因为比起出来时已经消耗了接近两个月的粮草所以放帐篷并不需要再增加运力。
四月廿八日，休整完毕的会师队伍合计接近三千六百人及货物、牲畜分两拨沿乌亭逆水继续北上，并从乌亭逆水东岸登陆驻扎，到四月卅日在河西之地的武威郡乌鞘岭西侧集结。
摆渡完毕我们结算了八万钱的租船支出，出发一个月不连储存物资消耗，共耗费军资接近两千九百万钱（含开拔日当天的花费）。但是我觉得在总军资超过一亿的情况下花这些钱是值得的，因为其中大部分用于优化运力和购置货物，这是未来迁徙和做生意都必须进行的投入。
进入河西之地后，我立即召集所有军事主官和商队股东及四位向导开了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军策略。
向导金革告诉我们：从目前的驻扎之地要翻越乌鞘岭并往东北到古浪峡就可以顺利前往武威郡治所姑臧城。出古浪峡之后，一路都是宽阔官道，但是要出古浪峡就要经过正在修建的长城乌鞘岭隘口，需要经过严格的军事检查。
“如果不走乌鞘岭隘口还有什么别的路吗？”我问道。
“如果不走隘口，只能翻越乌鞘岭。”金革道，“咱们的队伍肯定是做不到的。乌鞘岭是河西之地的天然屏障，它是祁连山脉北支——冷龙岭的东南端，乌鞘岭分东西两座山峰，古浪峡就在两座山峰之间，好走的路只有乌鞘岭长城隘口这一条。”
“我先带几个人去打探一下吧！”李己道。
我点点头道：“也好，如果能巧出关口，最好不要用大将军的令牌。”
在我的计划中，卫青的令牌不应该这么早使用，因为使用的越早后面的隘口有准备的可能性就越大，刘猪崽使阴招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虽然我的判断是他会任由我们往北走，到我们去匈奴疆域再弄死李家。但是我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我不能确保我的判断一定准，所以能不出底牌最好先不出底牌。
五月初一，李己带着李四丁、聂文远、黎典、乐晋四人翻越了乌鞘岭东岭，李壬、李庚和郦东泉、金光通则扮作往河西之地考察商业机会的行旅之人同时启程前往隘口修建中的长城。
李壬一行当天就回来了，得到的结论是：守备隘口的大约有一个营的编制，主要工作是监督施工和盘问来往人员。目前长城隘口施工中，关城并没有闭合，且守备警惕性并不高，如果硬闯以我们骑兵的实力应该可以攻克。但是因为戍卒据险而守，强攻战损难免。
李己一行则在五月初二夜才返回，他们的结论是：确如金革所言，我们以老兵营现在的人员情况是绝对没可能翻越乌鞘岭的，而且即使人能勉强过去，车马、货物绝对做不到。
所以按照目前表面上的情报：最好的办法还是使用卫青给的大将军令牌。
其实这个调研结果在我的预料之中，不过我还是不想过早的使用卫青的令牌。在李壬、李己带队去刺探情报的同时，我想到了一个可能可以帮我们顶过乌鞘岭关口的办法。
五月初三，我贴着面皮贴、穿着“绣衣御史”的制服，怀揣林圭的腰牌带着怀揣高宣腰牌的李己、怀揣江炜腰牌的聂文远一路快马杀向乌鞘岭长城关隘。
在我们三人前行的同时，我让全军也立即出发。
到关口，我趾高气昂让守城的士卒带我去见营司马，见到司马后我立即出示了林圭的腰牌，李己和聂文远也立即分别出示了高宣、江炜的腰牌。
负责修建长城隘口的司马并不知道很多“绣衣御史”的情况，当然他也不敢得罪“绣衣御史”，只是很恭敬的问我有何贵干。
我告诉他：有一支汉军，带着很多的军资和老弱妇孺今天后晌或者明天一早会通过这里到古浪峡驻扎，到时候让他务必旁事不问，立即开关放行。
这位司马因为没经历过这个阵仗有点将信将疑。我立即让他把百夫长以上级别的军官和他这里负责后勤军马管理的厩丞都喊过来。
待这位司马把一众人都喊到，我立即用“绣衣御史”的专用密语与这些人进行了交流。营司马和一众副官、百夫长听得云里雾里，只有那位厩丞和我对答得有来有去。
等我跟那位厩丞表明了假身份和来意，那位叫章阳的厩丞向他的司马出示了武威都尉兵符并表明了他自己也是“绣衣御史”的身份。
在与我进行了交流后，他回道：“林道兄、高道兄、江道友，你们三位潜伏辛苦了！你们说的事情我日前已经从马道君给的密信中获悉，不知道我这里要如何配合？”
“开关放行！看他们的进一步动向，不能在这里打草惊蛇。”我回道，“我现在的身份是老兵营负责采购的军需官，这两位都算是我的助理，所以我们能先过关来传递情报。他们大部队很快就到，如果你们这边乱拦路，破坏了道首的计划就不好了。”
接着我按照高宣生前交代的情况跟章阳说了会去姑臧城找联络人发回情报的相关信息，然后请他如有可能要去山丹军马场找“马道长”传递消息，让马道长早做准备。
因为我说的所有语言规范和接头信息全对，张阳对我丝毫没有起疑。他跟营司马说了利害关系，并以武威都尉的名义迫使其执行命令，营司马只好贯彻执行，让所有主官知道：老兵营过境必须无条件、不检查就放行。
在这次假冒“绣衣御史”之前，我也做了第二套计划：那就是把卫青的军令交给李壬保管，如果营司马不听我的话，还是要让李壬出示卫青的军令迫使乌鞘岭长城关隘放行。
不过我觉得虽然高宣、江炜没交代，但是像乌鞘岭长城关隘这种重要的地方一定会有“绣衣使者”的卧底监控，加上陇西、河西地区面临行政调整，兵符都不在主官手上，我也赌有的兵符可能在“绣衣使者”身上、或者至少潜伏的“绣衣使者”在需要现身的关键时候有能制衡军队主官的方法。
我带着李己、聂文远先来到古浪峡，寻找到适合扎寨的所在，然后就静等李壬带队前来。
到傍晚时分，斥候黎典、乐晋率先抵达古浪峡，他们告诉我：大部队是大摇大摆直接过的关隘。
这时我才确定：我赌赢了！
在气运加持下，我再次冒充绣衣御史成功，这让卫青的令牌可以迟使用很久，同时也可以迷惑刘猪崽：让他认为对“老兵营”的动向有清晰的把控。在与他下棋的这个回合中，我成功隐藏了意图，让这个布局阶段的局面在先天不对等的情况下渐趋均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