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分不清是上午还是下午。我蜷在被子里,指尖反复摩挲着床头那张褪色的照片——他站在马丘比丘的断壁残垣前,笑得像个孩子。床头柜上还放着那张皱巴巴的秘鲁地图,红色水笔圈住的马丘比丘早已模糊不清,却被我摸得发亮。
门被轻轻推开,是妹妹。她端着粥进来,脚步放得很轻,像怕惊扰什么。姐,喝点粥吧。我没回头,声音从被子里闷闷传来: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说好要一起去马丘比丘的。妹妹的脚步顿了顿,我听见瓷勺碰撞碗沿的轻响。姐,阿哲已经走了三年了。
你骗人。我猛地坐起来,盯着她,你们都在骗我。他只是去考察了,很快就回来。我们还要一家团圆,像小时候那样,妈妈做红烧肉,爸爸给我们讲故事......妹妹的眼圈红了,她把粥放在床头柜上,后退了一步,像被烫到一样。姐,我下午还要上班......
上班?我抓住她的手腕,力气大得连自己都吓一跳,你们都不管我了是吗?就留我一个人在这里?马丘比丘的机票我都看好了,你陪我去好不好?你只要陪我去,我就不闹了......妹妹用力挣脱开,手腕上已经红了一圈。她没说话,转身快步走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我听见她在门外压抑的哭声,还有妈妈低声的劝慰。可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只知道,他们都要离开我,就像阿哲一样。我重新躺下,把脸埋进枕头,那里似乎还残留着他的气息。马丘比丘的轮廓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清晰,阳光穿过云层,照在古老的石墙上,他牵着我的手,笑着说:我们回家。
眼泪浸湿了枕头,我却不知道。我只是紧紧攥着那张照片,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谁都害怕我,可我只是想要回属于我的一切,有错吗?老巷深处的银杏又落了一层。张婆婆坐在青石板门槛上,手里攥着条枣红色围巾,毛线磨得发亮,边角起了球。她总说这是阿明临走前围过的,要等他回来接着戴。
阳光斜斜切过巷口,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像根钉在地上的桩。邻居王婶端着菜篮子路过,喊她:“婆婆,进屋吧,风凉。”她没应,眼睛望着巷口那棵老槐树,树干上还刻着两个歪歪扭扭的“明”字,是五十年前阿明拿小刀划的。那年他说去南方打工,开春就回,她在这儿送他,围巾就是那天围在他脖子上的。
后来巷子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送信的邮差从自行车换成电动车,再后来连信都少了。有人说阿明在南方成了家,有人说他早不在了,王婶偷偷把打听到的消息塞给她,她却把纸条揉了,颤巍巍地说:“你们不懂,他会回来的,围巾还在这儿呢。”
她还是每天坐在这里等。清晨扫开门前的落叶,傍晚把围巾叠好放进樟木箱,夜里听见巷口有脚步声,总要披衣出来看,月光把她的白发照得像团雾。有回起大风,围巾从手里飞出去,她追着跑了半条巷,绊倒在石板上,膝盖磕出青,爬起来抱着围巾哭,说阿明要是回来找不到围巾,该多着急。
此刻风卷着银杏叶飘过她脚边,她忽然直起身子,把围巾往脖子上绕了绕——不是给自己围,是虚虚拢着,像对面站着个人。“阿明你看,围巾还暖和,”她轻声说,声音颤得像风中的蛛丝,“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你看这天,又该冷了……”
巷口的老槐树沙沙响,像谁在叹气。落叶打着旋儿落在她脚边,她弯腰捡起来,夹进那本泛黄的相册里,相册的第一页,是阿明二十岁的黑白照片,穿着蓝布工装,笑得露出白牙。她用指腹摩挲着照片上的脸,喃喃道:“再等等,就快了……”
阳光慢慢沉到屋檐后面,巷子里暗下来。她还坐在那儿,像一截被时光遗忘的旧木头,守着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