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巴黎的动员令如同电流般传遍法兰西的城乡，车站里挤满了身着蓝红两色军服的士兵时，一种混合着亢奋与不祥的悸动，也如同低气压前的闷雷，滚过了欧洲乃至更遥远国度的上空。
这不仅仅是一场属于法国和德国的危机，它是整个旧大陆，乃至一个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共同面临的命运转折。
在战争机器彻底轰鸣起来之前，在不同的角落，不同的人，正以各自的方式，感受着、解读着、并恐惧着这山雨欲来的时刻。
在泰晤士河畔，雾气似乎比往年更加浓重，缠绕着议会大厦的尖顶，也缠绕在每一个伦敦市民的心头。
报纸的号外像雪片一样撒遍街头，标题一个比一个惊悚。
“欧洲站在深渊边缘！”
“德国对文明世界的挑战！”
“我们的小小陆军将何去何从？”
在白厅那铺着厚地毯的办公室里，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正对他的一位朋友说出那句日后闻名于世的话。
“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我们此生将不会看到它重新点亮。”
这番充满悲剧预感的言辞，道出了英国统治精英阶层内心的沉重。
与法国那近乎悲壮的复仇情绪不同，不列颠的考量更为复杂和审慎。
帝国遍布全球的疆域、海上贸易的命脉、以及维持欧洲大陆均势的传统国策，都在这场危机中被反复权衡。
内阁会议争论不休：自由党内部有强大的反战声音，担心将一代英国青年拖入一场大陆战争的血腥泥潭；而另一方面，德国对比利时中立的悍然破坏，触动了英国对欧陆出现一个霸权国家最敏感的神经，也提供了最直接的参战借口。
而在伦敦东区的狭窄巷道里，或者体面的中产阶级起居室中，普通英国人的情绪更多是困惑与隐隐的不安。
对于码头工人、工厂职员或者商店店主而言，塞尔维亚、波斯尼亚这些地名遥远而陌生。
他们谈论着可能上涨的物价，担忧着家里的男孩是否会被征召。
尽管英国此时尚未实行义务兵役制。
一种对未知冲突的恐惧，与一种被报纸煽动起来，对“背信弃义的德国人”和“勇敢的小塞尔维亚”的朴素情感交织在一起。
酒馆里，人们为是否应该“像男子汉一样站出来”而争论；教堂里，牧师开始带领信众为和平祈祷，尽管这祈祷声在越来越响的战鼓声中显得微弱。
视线转向中欧，气氛则截然不同。
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挤满了欢呼的人群。
德皇威廉二世那标志性，向上翘起的胡子，在无数的明信片和海报上显得意气风发。
他宣称帝国此刻正处于“国内争吵的假期”，所有政党、所有阶层都团结在军队的旗帜下。
一种对迅速、辉煌胜利的狂热信念，弥漫在德意志的上空。
总参谋部的“施里芬计划”被奉为决胜的圣经，人们坚信，强大、组织严密的德国军队将像镰刀收割麦子一样，在西方迅速击溃法国，然后回师东方打败行动迟缓的俄国。
六个星期结束战争，这是许多人心中笃定的信念。
这种乐观情绪并非完全盲目。
它建立在数十年工业与科技的飞速发展、严谨高效的官僚体系以及对军事力量的极致崇拜之上。
大学教授在讲堂上论证着德意志文化的优越性，工人在工厂里加班加点生产着军需品，农民的儿子们怀着为帝国争光的梦想穿上了灰色的军装。
整个社会如同一台精密仪器，在“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口号下，朝着战争轨道全速运转。
然而，在这片表面的团结与狂热之下，并非没有阴影。
社会民主党内强大的反战派别在最初发出了抗议的声音，但在席卷全国的爱国浪潮和政府的压制下，迅速被迫沉默。
一种铁一般的纪律感和对权威的服从，压制了任何潜在的异议。
在维也纳，情绪则更为复杂。
老迈的奥匈帝国，像一座华丽而内部已被虫蛀的宫殿。
刺杀皇储的震惊与愤怒，转化成了对塞尔维亚这个“巴尔干毒瘤”必须彻底清算的决心。
然而，在这决心背后，是深藏的对帝国自身脆弱性的恐惧。
那由十几个不同民族拼接而成的版图，能否经受得住一场大规模战争的震荡？
维也纳的咖啡馆里，依然飘荡着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但贵族军官们举杯时，眼神中少了几分往日的轻佻，多了一丝凝重。
他们依赖着北方的强大盟友，就像溺水者抓住一根稻草，将这视为巩固摇摇欲坠的帝国、震慑内部斯拉夫民族主义分子的最后机会。
遥远的北方，圣彼得堡的冬宫广场上，人群跪在地上，聆听着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战争宣言。
一种基于东正教信仰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悲情主义弥漫开来。
俄国将自己视为所有斯拉夫民族的保护者，尤其是备受奥匈欺凌的塞尔维亚小兄弟。
对许多俄国人而言，这是一场扞卫信仰和兄弟情谊的圣战，是对欧洲反动势力（主要指德奥）的又一次伟大抗争（上一次是反抗拿破仑）。
然而，在这表面神圣的使命感之下，是沙俄帝国这个“泥足巨人”难以承受的重负。
与高度工业化的德国相比，俄国虽然人口众多、疆域辽阔，但其工业基础、交通运输和军事指挥系统都显得落后而臃肿。
总参谋部里，将军们对着地图忧心忡忡，他们深知动员数百万农民组成的大军需要多长时间，而德国人绝不会给他们这个时间。
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街头，爱国游行与底层民众因生活困苦而引发的骚动并存。
这场战争，对于罗曼诺夫王朝而言，是一场要么赢得辉煌胜利以巩固统治，要么就彻底覆灭的惊天豪赌。
在亚平宁半岛，气氛则充满了机会主义的算计。
意大利虽然是三国同盟的成员，但与奥匈帝国有着深刻的历史领土纠纷（的里雅斯特、特伦托等地）。
在罗马，国王和首相萨兰德拉面对着国内强大的中立派声音，以及来自伦敦和巴黎的秘密诱惑。
他们精明地援引同盟条约的条款，声称是奥匈的进攻行为触发了战争，而非防御，因此意大利没有义务参战。
整个七月危机期间，意大利像一个最高明的赌徒，手握筹码，冷静地观察着牌局，等待着开出最高价码的一方。
罗马街头的民众，对这场发生在北方的冲突感到隔阂，他们更关心的是政府能否利用这次机会，为意大利赢得“未收复的领土”。
甚至在大西洋彼岸，华盛顿的白宫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也深感忧虑。
他秉承着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呼吁美国人民“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中立”。
然而，他和他身边的顾问们已经预感到，这场欧洲的巨变，必将深刻影响美国未来的命运和世界格局。
纽约的银行家们担心他们在欧洲的投资；德裔和爱尔兰裔社区对协约国抱有敌意，而精英阶层则普遍同情英法。
美国，这个新兴的巨人，正以一种复杂的心态，注视着旧世界即将开始的自我毁灭。
而在东方，消息通过电报和报纸以及天幕，也传到了紫禁城和东京的皇宫。
刚刚经历了辛亥革命的中华大地，正处于军阀割据的混乱前夜，对万里之外的欧陆烽火，执政者与知识分子们感到的是一种混杂着警惕与某种模糊机会的情绪。
西方列强忙于内斗，是否会放松对东方的压迫？
而在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国力蒸蒸日上，元老们和军部正以锐利的目光审视着这场危机，他们看到的是德国在远东和太平洋的岛屿属地，以及一个可能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巨大机会。
从伦敦困惑的平民到柏林狂热的市民，从圣彼得堡悲情的信徒到罗马冷静的政客，从华盛顿忧虑的总统到东京伺机而动的将军......无数道目光，都聚焦于巴黎那已经拉响的警报和正在开赴前线的蓝色队列。
他们都知道，一些不可逆转的事情即将发生。
旧世界的帷幕，正在由它自己亲手，缓缓拉上。
而新世界的模样，还隐藏在1914年8月那浓重得化不开的战争迷雾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