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一月，东北的冬天，冷得能把人的骨头冻裂。松花江，早已被冻成了坚实的冰面，像一条银白色的巨龙，沉默地匍匐在哈尔滨城外。
风雪，如期而至。
汉奸熙洽的伪军，在美国记者斯诺的记载中，不过是一群“穿着五颜六色服装，拿着各色武器的乌合之众”。但在日军顾问的指挥和重炮的支援下，这群乌合之众，还是像潮水一样，向哈尔滨的防线涌来。
哈尔滨保卫战，打响了。
这场战斗，比江桥之战更悲壮。因为守城的，不仅有丁超的正规军，还有一支特殊的部队——哈尔滨各大学校的学生，以及普通市民自发组织的“抗日救国军”。
这里面，就有一个叫刘文海的东北大学学生。他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的眼镜，平日里最喜欢读的是徐志摩的诗。可现在，他身上裹着一件不合身的、散发着樟脑丸味道的棉袍，手里攥着一支冰冷的、比他年纪还大的“汉阳造”。他的日记，在战后被发现，成了那段历史最真实的注脚。
（以下内容，我们将以化用刘文海日记的形式展开）
一月二十八日，晴。
天很冷，呵出的气瞬间就在眉毛上结了霜。我的手冻得像两根胡萝卜，僵硬得几乎拉不开枪栓。熙洽的伪军开始攻城了，枪声很密，像过年时村里炒豆子的声音，但一点也不喜庆，只让人心慌。
王老师（他们的军事教官，一个退伍的东北军老兵）看出了我们的紧张，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牙：“娃，别怕。你就想，对面那帮狗日的，是来抢你家苞米地、扒你家房子的。对着人堆开枪就行，打不打得中，听天由命！”
我壮着胆子，学着他的样子，闭上一只眼，对着远处那些模糊的人影，开了三枪。巨大的后坐力撞得我肩膀生疼，耳朵被震得嗡嗡响。我不知道打中没有，只觉得一股恶心涌上喉咙。隔壁战壕里，比我还小两岁的张同学，突然“哇”地一声哭了，他说他想家，想他娘做的猪肉炖粉条了。
没人笑话他。因为，我们都想。
二月一日，阴。
听说日本人亲自上阵了。他们的炮真厉害，不像伪军的炮，听着响，没多大动静。日本人的炮弹，是带着尖啸声飞过来的，像死神在天上唱歌。一炮过来，我们昨天夜里好不容易用冰块和沙袋砌的街垒，就塌了半边。碎冰碴子混着泥土，溅了我一脸。
城里的“白俄”面包店老板伊万诺夫，又开着他那辆破卡车来了。他送来了刚出炉的热面包，面包还冒着热气，混着他身上的伏特加味。他冲我们喊“乌拉”（俄语：万岁），把面包一个个塞到我们手里。我发现，我手里的这块面包里，居然夹着一片香肠。伊万诺夫看见了，咧嘴一笑，露出缺了颗牙的嘴：“我女儿的，她让给你们，她说你们是英雄！”
一个叫张大娘的女人，把家里的棉被拆了，给我们做成棉坎肩。她的手指被针扎出了好几个血眼，血滴在棉花上，像开出的小红花。她给我披上时，发现我怀里揣着一本诗集，她摸了摸我的头，眼泪就下来了：“好孩子，穿着暖和，别冻着。等打跑了日本人，你还得念书，给咱们中国争气。”
我没敢告诉她，那本诗集里，夹着我写给我未婚妻的，还没寄出去的信。
二月三日，雪。
守不住了。
下午，日本人的飞机来得很低，像一群黑色的乌鸦，在我们头顶盘旋。我们能看清飞行员戴着风镜的脸，那张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冷得像冰。我们没有高射炮，甚至连一挺能朝天打的重机枪都没有。
李营长，一个真正的军人，带着他的警卫排，把几挺轻机枪架在了屋顶上，想朝天扫射。没打几下，一颗炸弹就在屋顶上开了花。我看见李营长和他的兵，像几片破布一样，从天上掉了下来。血，把雪地染红了一大片，那红色，刺得我眼睛生疼。
王老师让我们撤退。他的声音嘶哑，一只胳膊已经没了，只用布条胡乱地缠着。他冲我们吼：“走！快走！留着命，以后再打回来！中国，不能没有读书人！”
我不想走，这是我的家啊。我的学校，我常去的书店，那条我和她一起散步的江边小路……都在这里。
可是，我被人群裹挟着，向松花江的方向退去。回头望去，哈尔滨城内，已经火光冲天。
我想，我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这场战斗持续了十几天。最终，因为实力差距过于悬殊，哈尔滨还是沦陷了。丁超和李杜带着残部，退入了深山，和马占山一样，继续着游击战争。
东北的雪，还在下。它埋葬了王大柱们的尸骨，也掩盖了刘文海们的日记。
英雄们的身影，消失在了茫茫林海雪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