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系统性地处决完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之后，南京城，对于日本士兵来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约束的、可以为所欲为的猎场。
这些已经杀红了眼的野兽，开始把他们的屠刀和欲望，挥向了城里那些最无助、最脆弱的群体——平民。
而其中，女性，承受了最深重的、难以言喻的苦难。
金陵的黑夜，降临了。
一个又一个的家庭，被粗暴地踹开了房门。丈夫和父亲，被当场刺死；老人和孩子，被驱赶到一边。然后，在亲人的尸体旁，在老人和孩子的哭喊声中，那些日本士兵，对家中的母亲、妻子、女儿，施以最野蛮的暴行。
这不是个别的、偶然的事件。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席卷全城的罪恶。
黄包车夫老白，把家里的门窗，用所有能找到的家具，都死死地堵住了。他和他生病的老母亲，以及五岁的儿子，躲在漆黑的屋子里，连大气都不敢喘。
他能听到，隔壁的院子里，传来了邻居王嫂撕心裂肺的惨叫和哀求，以及日本兵淫邪的狂笑。那声音，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地，割着他的心。他攥紧了拳头，浑身发抖，却什么也做不了。他一旦冲出去，面临的，将是全家被杀的结局。
那种无力感，那种眼睁睁看着同胞受辱、自己却只能像老鼠一样躲藏的屈辱感，比死亡，更让人痛苦。
然而，就在这无尽的黑暗之中，有一个地方，点亮了一盏微弱的、却又无比坚韧的烛火。
这个地方，就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而点亮这盏烛火的，是一位美国女教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代理院长——明妮·魏特琳。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美国女性，身材高大，目光慈祥而坚定。中国的学生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华群女士”。
在日军入城前，她毅然决然地，拒绝了美国大使馆要求她撤离的命令。她选择留下。她要把她的校园，变成一个庇护中国妇女儿童的“安全区”。
她的武器，不是枪，不是炮，只是一面挂在校门口的、巨大的美国国旗，和她那不容侵犯的、属于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
当屠杀开始后，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拖家带口，像躲避洪水的难民一样，涌向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她们跪在魏特琳的面前，哭喊着，哀求着，寻求庇护。
魏特琳的校园，很快就挤满了超过一万名的妇女和儿童。教室里、走廊上、操场上，到处都是惊恐的人群。
魏特琳，就像一个张开翅膀的母鸡，用她一个人的力量，去保护她身后那上万只瑟瑟发抖的小鸡。
她的日记，记录下了那段地狱般的岁月：
“……又是一个恐怖的夜晚。日本兵一次又一次地翻过学校的围墙，冲进来抓人。我不知道，我还能保护这些可怜的姑娘们多久。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跑到他们面前，大声地呵斥他们，告诉他们，这里是美国学校，不许他们胡来。”
“……今天，我从日本兵的手里，抢回了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女孩。那个畜生，已经撕破了她的衣服。女孩的眼神，是空的，像一只死去的鸟。我把她抱在怀里，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我的心，碎了。”
“……我所有的钱，都用来买粮食了。但这么多人，粮食还是不够。很多孩子，饿得直哭。我不知道，我们还能撑多久。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请看一看，这里发生了什么！”
她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白天，她要去和日本领事馆交涉，要去寻找粮食；晚上，她要拿着手电筒，在校园里巡逻，驱赶那些像野狗一样翻墙进来的日本兵。
有一次，一个喝醉了的日本军官，拔出军刀，指着她的喉咙，让她交出“花姑娘”。
魏特琳，这位年过半百的美国女性，没有一丝畏惧。她只是挺直了腰杆，用冰冷的、充满蔑视的眼神，死死地盯着那个军官，一字一句地说道：“除非，你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那个日本军官，最终，被她的气势所震慑，悻悻地走了。
在这座充满了兽性的城市里，魏特琳，用她的人格和勇气，点亮了人性最后的尊严。
她，和她的校园，成了金陵妇女们，在那漫长的、无尽的黑夜里，唯一能看到的，一点烛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