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书，咱们讲到“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弟兄们，用命在上海打出了一记警钟。这记钟，把全国人民都给敲醒了，也让日本人明白，中国这头睡狮，不是你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的。
可这警钟，也把日本人给敲急了。他们在上海没占到大便宜，面子上挂不住，国际上又被谴责。这就像一个恶霸，在大庭广众之下想揍人，结果被人反抗，自己还蹭了一鼻子灰，能不恼羞成-怒吗？
于是，他们把目光，又一次投向了北方。那里的长城，像一条沉睡的巨龙，蜿蜒盘旋，守卫着华北平原的门户。日本人知道，只要越过这条龙的脊背，整个华北，就将是他们的跑马场。
这一章，咱们要讲的，就是一段交织着热血与屈辱、忠诚与背叛的往事——被出卖的长城。
首先，咱们得搞明白，日本人这次的目标是哪儿。
目标，热河省。
现在的地图上，你已经找不到这个省了。但在当时，热河可是个关键的地方。它西边挨着长城，北边连着日本人已经吞下去的东北，南边，就是北平（那时候还不叫北京）和天津。说白了，热河就是华北平原的后门，是大门顶上那块最关键的门楣。
这扇后门，一旦被日本人踹开，那北平、天津可就直接暴露在人家的兵锋之下了。
这么重要的地方，谁在守呢？
说出来，能把人气乐了。当时的热河省主席，叫汤玉麟。
这汤玉麟，外号“汤大虎”，是张作霖时代留下来的老牌军阀，是个标准的土皇帝。这人有三大爱好：抽大烟、敛财、娶姨太太。他的军队，与其说是国防军，不如说是他的私人看家护院；他的省政府，与其说是衙门，不如说是他的私人钱庄。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国家”，只有“地盘”；没有“人民”，只有“家奴”；没有“领土”，只有“家产”。
这种心态，在当时的中国，不是个例，而是一种普遍的“时代病”。从北到南，无数大大小小的军阀，包括国民政府内部的一些高官，嘴上喊着“共赴国难”，心里盘算的，却都是自己的那点小九九。他们就像一群住在一栋名叫“中国”的百年老宅里的租客，眼看着强盗要来烧房子了，第一反应不是救火，而是盘算着怎么把自己屋里的那点金银细软，先一步搬出去。
汤玉麟，就是这些“租客”里，表现得最赤裸、最无耻的一个。
一九三三年初，日军要打热河的消息，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整个华北都风声鹤唳。可汤大帅在干嘛呢？
在他那座堪比皇宫的承德官邸里，弥漫的不是硝烟味，而是上等福寿膏被银灯火苗舔舐后，散发出的那种甜腻香气。他斜躺在象牙雕花的烟榻上，眯缝着眼，一边享受着美貌姨太太递过来的烟枪，一边有气无力地听着手下人的报告。
报告的内容，不是敌情，而是他的“搬家”进度。
“报告大帅，昨天夜里，又装了二十车古董字画，已经顺利运到天津英租界了。”
“报告大帅，您在法租界看好的那栋小洋楼，已经派人去接洽了。”
“报告大帅，几位姨太太和少爷们的车队，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汤玉麟满足地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显得愈发臃肿和灰败。他的卡车队，挂着“省府运输”的牌子，日夜不息地，在从承德通往天津的土路上来回奔驰，扬起的烟尘，比他手下士兵操练的烟尘要大得多。那些本该用来运输军粮、弹药的卡车，此刻，满载着一个军阀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仓皇地逃离那片他本该誓死保卫的土地。
咱们不妨替汤大帅算一笔账，一笔典型的、刻在当时无数“高管”骨子里的军阀账。
账本的正面（抵抗）：
投入： 得把他那些宝贝疙瘩一样的私人部队拉上去跟日本人拼命。飞机大炮没有，大烟枪倒是管够。这要是打光了，他汤大虎就从“热河王”变成了光杆司令了。地盘没了，军队没了，他就什么都不是了，这叫血亏！
收益： 一个“抗日英雄”的虚名。可这名儿能当饭吃吗？能换成金条吗？能让他在租界里买洋楼吗？不能。在他们看来，为了一个虚名，去拼掉实实在在的家当，是天底下最愚蠢的买卖。
账本的反面（逃跑）：
投入： 丢掉地盘和官职，可能还得背上“不抵抗”的骂名。但骂名能掉块肉吗？不能。过几年风头过去了，谁还记得他汤玉麟？
收益： 保住了命，最关键的是，保住了他几十年搜刮来的万贯家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大不了去天津租界里当个富家翁，继续抽他的大烟，玩他的古董，逍遥快活。
你看，这笔账算下来，汤大帅的选择还用问吗？他嘴上天天对南京派来的视察员喊着“誓与热河共存亡”，报纸上也刊登着他“慷慨激昂”的抗日宣言。实际上，他的汽车轮胎都快跑出火星子了。
他，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一群人，早就把“国家”这笔大账，从自己的账本上，划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