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了。
这座遍体鳞伤的古都，在一夜的混乱和崩溃之后，迎来了一种死寂般的平静。
黄包车夫老白，和他的邻居们一起，躲在家里，门窗紧闭。他听着外面，曾经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渐渐平息了。取代的，是日本军靴踩在石板路上，那种整齐而沉重的“咔、咔”声，以及军车发动机的轰鸣声。
恐惧，像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每一个南京市民的心。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一些人，产生了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
入城的日军，并没有立刻开始烧杀抢掠。
他们中的一些部队，在长官的带领下，甚至显得“彬彬有礼”。他们向躲在门缝里偷看的市民，露出笑容，挥手致意。他们拿出糖果，分发给那些吓得不敢哭出声来的孩子们。
城墙上，街巷里，很快就贴满了用中文写的、花花绿绿的安民告示。
告示上写着：“日军是来解放南京人民，脱离蒋介石暴政的。”、“日中亲善，共建王道乐土。”、“皇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良民们，不必惊慌。”
这些告示，就像一支伸向绝望城市的、看似和平的橄榄枝。
一些天真的市民，真的相信了。他们小心翼翼地，从家里走了出来，手里举着日本方面派发的、纸做的小太阳旗，脸上挤出了顺从的、讨好的笑容。
但有一个人，不相信这一切。
他叫弗兰克·德丁，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他没有撤离，而是选择留下来，记录这座城市即将发生的命运。他躲在一座阁楼的窗户后面，用他的相机和笔，冷冷地观察着这一切。
他知道，这橄榄枝下，藏着的是滴血的刺刀。
果然，伪善的面具，很快就被撕下了。
日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剿残匪”——也就是搜捕那些已经放下武器、手无寸铁的中国士兵。
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在听到“缴枪不杀”的喊话后，从藏身的角落里，走了出来。他们以为，战斗结束了，他们可以作为战俘，获得最基本的人道待遇。
他们想得太简单了。
日军将他们，三五百人一队，上千人一队，用绳子捆绑起来，像驱赶牲口一样，押向了城外的长江边。
德丁在他的报道中，记录下了他亲眼目睹的一幕：
“……我看到，大约两千名中国士兵，被解除了武装。他们被命令，自己挖掘壕沟。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还以为，这只是普通的战俘劳动。但当壕沟挖好后，日本兵立刻架起了机枪……”
在长江边的草鞋峡、燕子矶……这些曾经风景秀丽的地方，变成了巨大的、露天的刑场。
日军的机枪，喷吐出长长的火舌。成排成排的中国战俘，像被割倒的麦子，倒在了他们自己挖好的坑里。
有的人，没有立刻死去，在尸体堆里痛苦地呻吟。日本兵就走上前去，用刺刀，一刀一刀地，将他们捅死。
江水，被染成了红色。
德丁躲在远处，用长焦镜头，拍下了这地狱般的一幕。他的手，在剧烈地颤抖。作为一个见惯了战争的记者，他从未见过，如此冷血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屠杀。
这，不是战斗。
这是处决。
日军，用这种方式，系统性地，消灭掉了所有可能反抗的力量。
那个叫赵大春的四川兵所在的部队，就在这批被屠杀的战俘之中。他没死在炸坦克的冲锋路上，却在放下武器后，死在了同胞的尸体堆里。他至死，可能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投降了，还要被杀死。
刺刀下的橄榄枝，凋谢了。
露出来的，是野兽最狰狞的、嗜血的獠牙。
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在“解决”完战俘之后，这些已经杀红了眼的、不受任何约束的野兽，即将把他们的屠刀，挥向城里那些手无寸铁的、更无助的——普通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