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苏里号的“落日”降下了，一个充满战争与仇恨的时代宣告终结。但对于中国，这个在十四年血战中付出三千五百万同胞生命的苦难民族来说，这场“终场”还缺少最重要的仪式：一场足以告慰惨死冤魂的“雪耻”仪式。它必须在中国的土地上举行，更必须在那座见证民族最大仇恨的城市——南京，举行。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地点是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会场。这个时间与地点的选择，藏着中国式的骄傲与复仇意味：9月9日9时，三个“九”叠加，既暗合中国“阳数之极”的文化寓意，祈愿和平长久，更象征着对侵略者最彻底的“终局审判”。
镜头拉近庄严肃穆的礼堂：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巨幅画像，两侧依次悬挂中华民国国旗与中、美、英、苏四大盟国国旗，红黄蓝白的旗帜在微风中轻扬。受降席坐北朝南，由八张紫檀木方桌拼接而成，铺着洁白桌布，摆放银质餐具与铜制麦克风；对面的投降席则是四张普通方桌，但桌椅高度低于受降席，且无任何装饰，一主一仆的格局尽显胜利者的威严。受降席中央为何应钦，左侧是盟军代表（美国麦克鲁少将、英国海斯中将等），右侧是中国军方将领，全程肃立。
8时52分，中国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何应钦步入会场，陪同他的是受降仪式指定的四位高级将领：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陆军副总司令顾祝同上将、空军副司令张廷孟少将、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中将。何应钦身着笔挺将官服，面色凝重，没有笑容，唯有代表四万万同胞的庄严。
8时58分，侵华日军投降代表团从侧门入场，共七人，为首的是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这个曾主导“三光政策”、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穿着土黄色军便服，肩章已摘除，眼神空洞，全无往日嚣张。七人走到投降席前，向受降席深深鞠躬，随后默默落座。
9时整，何应钦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代表身份宣布：“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开始！”话音刚落，全场肃静。按照流程，首先由日军递交降书，冈村宁次早已在降书上盖好印章，起身示意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将降书呈递。小林浅三郎双手捧着厚达八页的中日双语降书，因过度紧张，走到受降席前时险些趔趄。何应钦见其姿态不稳，眉头微蹙，以眼神示意其规范递交。小林定了定神，重新双手平举降书，恭敬地递到何应钦面前。
递交军刀环节紧随其后，军刀是日本武士的“灵魂”，交出军刀即意味着彻底臣服。按照仪式规定，由小林浅三郎代表日军将领，将冈村宁次及三名师团级将领的四把佩刀，依次放在受降席的指定位置。当四把军刀整齐排列在桌上时，金属与桌面碰撞的清脆声响，通过麦克风传遍全场，宣告着日军武装的终结。
9时06分，何应钦在受降书上郑重签字，随后将其中一份降书交还给小林浅三郎。冈村宁次接过降书时，头垂得更低，全程未发一言。受降席上的盟军代表依次签字作证，整个流程井然有序。9时15分，何应钦宣布仪式结束，短短十五分钟，却浓缩了十四年的血与泪。
当冈村宁次一行垂头丧气走出礼堂时，礼堂外的街头早已沸腾。由于仪式现场仅限军政人员进入，数万南京市民聚集在军校外围的中山北路、珠江路等地，挥舞着国旗欢呼。“中国胜利了！”“鬼子投降了！”的呐喊声震耳欲聋。一位白发老太太跪倒在地，朝着紫金山方向嚎啕大哭，八年前南京大屠杀中，她的丈夫、儿子和三岁孙子惨遭杀害，她孤苦伶仃苟活八年，只为等这一天的公道。
这就是胜利最深刻的意义：它不止是军事上的凯旋，更是迟到十四年的“公道”，是对三千五百万冤魂的告慰。南京城的上空，熬过八年黑暗后，终于升起血色与灿烂交织的晨光——这晨光里，有死难者的哀鸣，有幸存者的泪水，更有一个民族浴火重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