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语】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冬十月，秦始皇出游，这是秦始皇第五次出游，也是最后一次。中车府令赵高、小儿子胡亥、左丞相李斯陪同前往，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
浩大的队伍从咸阳出发，途经湖北安陆、湖南宁远、安徽枞阳、浙江杭州、并在浙江绍兴祭祀大禹（会稽山大禹陵）后折返。返程途径江苏苏州、江苏南京、山东胶南、山东烟台北芝罘岛，并在山东烟台北芝罘岛射杀了大鱼，随即在西行途中病倒。
待到病势更加沉重时，秦始皇才命中车府令、兼掌符玺事务的赵高写诏书给长子扶苏说：“参加丧事处理，灵柩到咸阳后安葬。”
诏书已封好，但却搁置在赵高处，没有交给使者送出。公元前209年秋，七月二十日，始皇在沙丘宫平台（河北平乡）驾崩。
随后的情节我们都非常熟悉，赵高拉丞相李斯密谋篡改遗诏令公子扶苏和蒙恬自尽，令蒙恬将兵权移交给副将王离，改立胡亥继位。
李斯一行车队抵达咸阳后，发布治丧的公告。太子胡亥继承了皇位。
公元前209年九月，将始皇安葬在骊山皇陵，把铜熔化后灌入，堵塞住地下深处的水。用各种奇珍异宝，藏满陵寝。还下令工匠制作带有机关的弩，遇到穿入靠近陵墓的人，即自动射杀。用水银做成百川、江河、大海，以机械灌注输送。陵墓顶部布有天文图像，底部设置地理模型。后宫嫔妃凡未生子女的，令她们全部陪葬。下葬以后，参与修陵的工匠即被尽数封闭在墓中。
二世皇帝胡亥想要杀掉蒙恬兄弟二人，他哥哥的儿子子婴规劝说：“赵王赵迁杀李牧而用颜聚，齐国田建杀他前代的忠臣而用后胜，结果最终都亡了国。蒙恬兄弟是秦国的重臣、谋士，陛下却打算一下子就把他们抛弃、除掉。似此诛杀忠臣而扶立节操品行不端的人，是在内失去群臣的信任，在外使将士们意志涣散啊！”
但是二世不听从劝告，随即杀掉了蒙毅，并要杀内史蒙恬。
蒙恬说：“我们蒙家自我的先人起直至子孙，在秦国建立功业和忠信已经三代了。如今我领兵三十多万，身体虽然被囚禁，但我的势力仍然足以进行反叛。可是我知道自己必定得死却还是要奉守节义，是因为我不敢辱没祖先的教诲，并表示我不忘先帝的大恩大德啊！”于是即吞服毒药自尽身亡。
扬子法言曰，或问：「蒙恬忠而被诛，忠奚可为也？」曰：「堑山，堙谷，起临洮?甘肃岷县?，击辽水?辽河?，力不足而尸有余，忠不足相也。」
臣光曰：「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于为人臣之义，虽无罪见诛，能守死不贰，斯亦足称也。」
秦始皇驾崩对于大秦帝国而言，并不是坏事，与之相反，却是为大秦帝国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逆转时机，但是随着扶苏和蒙恬之死，这一历史窗口期转瞬即逝，大秦帝国不回头地走向了灭亡……正因为如此，所以司马光不仅引用杨雄的《法言》，而且自己也启用了“臣光曰”评价蒙恬之死。
【 扬雄在《法言》中对蒙恬的严厉批判】
“堑山，堙谷，起临洮，击辽水”——扬雄批蒙恬劳民伤财，直指其主持修筑长城、驰道等巨大工程，开山填谷，从甘肃临洮到辽宁辽河，耗费民力物力无数。
“力不足而尸有余” —杨雄认为工程超出了民力承受极限，导致尸横遍野，是极大的灾难。
“忠不足相也”——杨雄批蒙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忠诚，其“忠”不足称道。
扬雄认为，真正的忠臣应以仁义为本，爱惜民力。蒙恬为执行秦始皇的秦政（“毒天下”），不惜驱使百姓进行大规模劳役，造成深重苦难，这本身就是不仁的行为。因此，他虽死于非命，但并非值得同情的“忠臣”，其“忠”是服务于暴君的、缺乏仁爱内核的“愚忠”或“助纣为虐”。
杨雄身为一代大儒，他的系列观点势必是出于儒家仁政思想这一视角。站在被奴役的百姓立场，批判秦政的残酷，认为蒙恬是秦政的执行者，其死是咎由自取。
【 司马光对蒙恬的批判与肯定】
司马光认同扬雄对蒙恬“不仁”的批判，蒙恬作为秦始皇秦政（“毒天下”）的重要执行者（“为之使”），其行为确实称不上“仁”。
但是，司马光同时也认为，蒙恬值得肯定之处在于他深明作为臣子的本分和节义。尽管蒙恬是无辜被杀的（“无罪见诛”），但他能坚守臣节，至死不怀二心（“守死不贰”），这种忠诚和宁死不叛的气节，是值得称赞的。
很显然，司马光是站在纲常伦理、忠君思想这一视角来发表史观的，强调臣子对君主的绝对忠诚是最高道德准则。即使君主昏聩暴虐，即使执行了不仁的政策，但作为臣子，能恪守本分、至死不渝，这种“忠”的品格本身具有自身价值，应予以肯定。司马光更看重蒙恬在个人气节上的表现。
扬雄彻底否定蒙恬，认为蒙恬是秦政帮凶（不仁），其“忠”建立在百姓血泪之上（尸有余），不值得同情和称道（忠不足相）。
司马光批判其行，肯定其节，承认其行不仁（为秦政驱使），但高度赞扬其作为臣子的忠诚气节（守死不贰），认为这种气节本身值得称道（足称）。
这种评价差异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立场（民生 vs 纲常）对“忠臣”定义的深刻分歧。在你我这种布衣之身看来，蒙恬之死真的不值，手握30万精锐秦师，直接抓了李斯和赵高，先斩后奏，扶持扶苏上位，挽救大秦帝国。
两千多年之后，这一切都成为了史书中的云烟，却意外地留下了秦始皇静卧的陵寝，且两千多年以来没人敢挖——挖了也抓瞎，挖不动。时至今日，考古界给出的意见依然还是不能发掘，因为今人也不敢发掘，因为当下的科学技术不足以完整地保护秦始皇当初所带进陵寝中的一切。
【 为什么不发掘秦始皇陵？现代科考发现了秦始皇陵内的什么秘密？】
秦始皇陵墓深埋地下两千余年，内部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温湿度环境。一旦打开，氧气、光照、温湿度剧变，会导致壁画、漆器、丝绸、竹简、木器、甚至遗体等有机质文物瞬间氧化、碳化、霉变、崩解。目前技术无法在如此大规模、复杂环境下有效控制这些变化。
史料和现代探测都证实墓内有大量水银。水银剧毒且极易挥发，如何安全、无污染地提取、封存巨量水银是巨大挑战。贸然打开可能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人员中毒。
史料记载的“机弩矢”等机关虽可能失效，但墓室结构复杂，塌方风险极高。如何在保证人员安全和文物完好无损的前提下进入核心区域，技术难度极大。
考古发掘本质上是破坏性的。在技术不成熟时主动发掘，是对不可再生文化遗产的不可逆破坏。国际考古界普遍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寝（除非面临盗掘或基建破坏等紧急威胁）。
秦始皇陵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和精神象征，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在技术未成熟前保持其完整性，是对历史的尊重。
虽然没有发掘秦始皇陵，但是我们依然用现代科技对秦始皇陵展开过全方位的科考。
考古界通过遥感、物探、钻探等技术，基本探明秦始皇陵区范围达56.25平方公里，陵园核心区（内、外城垣）约2.13平方公里。
考古界确认了封土高度（原高约115米，现残高约76米）、地宫位置（封土堆下）、地宫范围（东西长约170米，南北宽约145米，深约30米）及墓室（位于地宫正中间，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50米，高约15米）的尺寸和大致结构。
通过红外等技术，我们发现了内外城垣、门阙、寝殿、便殿、园寺吏舍等大量地面建筑遗址和陪葬坑（兵马俑坑只是其中之一）。
遥感探测（特别是汞蒸气测量）显示，地宫中心区域存在极强的汞异常，分布格局与《史记》记载的“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惊人地吻合。这强有力地证实了司马迁记载的可靠性。汞异常的范围、强度远超普通墓葬，证实了水银使用的巨量。
重力、磁法等探测表明，地宫内的墓室主体结构依然完好，并未坍塌。这为未来可能的保护性发掘提供了基础。
除已发掘的兵马俑坑（一、二、三号坑）外，还发现了铜车马坑、百戏俑坑、文官俑坑、石铠甲坑、青铜水禽坑、马厩坑等大量陪葬坑，证实了陵墓的奢华和“事死如事生”的观念。这些坑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秦代物质文化、军事、艺术、制度的认识。
探测发现地宫周围存在质地细密、厚度巨大的夯土墙（宫墙），以及可能存在排水系统，印证了防盗、防渗的记载（“下铜而致椁”、“穿三泉”的应对）。虽然“机弩矢”无法直接探测，但复杂的结构和深度本身就是强大的防盗屏障。
【 结语】
公元前210年～前209年，大秦帝国的历史令人痛心不已，秦始皇第五次巡游、沙丘病危、遗诏被扣、篡政密谋、扶苏蒙恬之死、胡亥登基、始皇下葬、蒙恬自尽无处不是扣人心弦的剧烈冲突。
雄心壮志的秦始皇抱病巡游帝国，却意外地倒在了归途；
秦始皇煞费苦心地留下遗诏安排身后大事，却被赵高的野心所吞噬，然而这阉人却是始皇生前最信任的人；
才高八斗，携《谏逐客书》力挽狂澜的李斯终究还是在权欲面前，放弃了原则；
胸怀帝国的公子扶苏无论对父皇还是对秦帝国都是仁孝满满，却也因为“忠”而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手握帝国30万精锐之师的蒙恬，也走上了悲壮的“尽忠”之路，“勇敢”地放弃了自己和蒙氏家族；
王室子婴如此清醒地看透了一切，二世却将这种清醒当成了耳边风，游戏般地轻轻拂去。
大秦帝国将毫无悬念地被秦始皇所带走，蒙氏家族和宗室子弟能者被赵高和李斯送走，愚者在夕阳的余晖下继续狂欢。此刻，已无人能扶住这崩塌的巨厦——山林深处，陈胜、吴广的怒火，刘邦的雄心，项羽的霸业，正化作利剑锋芒，蓄势待发……
历史的长河奔涌不息，沙丘遗诏扣下的那一刻，那扇逆转的窗口便如同秦始皇陵般地永久关闭并被锁死。大秦帝国，再无回头之路，唯有朝着覆灭的南墙，裹着血和泪轰然疾驰……世事无常，莫不如此，有些机缘，错失即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