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灰色的面包车，像一尾沉默的鱼，滑行在雨夜湿漉漉的城市脉络里。车窗外的世界被雨水和霓虹切割成模糊晃动的色块，熟悉又陌生。陈远靠在冰冷的座椅上，每一次车轮碾过路面接缝带来的细微震动，都透过单薄的椅背，清晰地将痛楚传递到他后背的伤口上。但他只是闭着眼，眉头紧锁，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耳朵和皮肤的感知上。
引擎低沉平顺，隔绝了大部分外部噪音。车内没有人说话，只有空调出风口细微的嘶嘶声，和郑组长、小吴偶尔调整坐姿时衣料摩擦的窸窣声。这种刻意的安静，比任何盘问都更让人压抑。它像一层无形的膜，包裹着这狭小的空间，也隔绝了陈远试图从只言片语或情绪波动中获取信息的可能。
他在心里默默计算着时间和方向。车子离开医院后巷，先是在老城区狭窄的街道里穿行了几分钟，然后似乎拐上了一条相对宽阔的主干道，车速提了起来。根据窗外偶尔闪过的、模糊但尚可辨认的大型广告牌和建筑轮廓，陈远判断车子正在向西行驶，逐渐远离市中心。
西边……那里有新的开发区，也有一些老旧的工业区，以及大片待开发的城郊结合部。郑组长要把他带到哪里去？某个安全屋？还是某个不为人知的“询问”地点？
他不敢轻易睁眼打量车内环境，只能用耳朵捕捉一切细节。副驾驶的小吴似乎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身体微微前倾，目光逡巡着窗外和倒后镜。郑组长开车很稳，但偶尔会通过车内后视镜，快速地瞥一眼后座的陈远，眼神平静无波，却带着一种职业性的审视。
大约行驶了二十分钟，车速慢了下来，路面变得有些颠簸。陈远感觉车子似乎拐下主路，进入了一条照明不佳的支路。窗外晃过的灯光变得更加稀疏，偶尔能看到大片黑暗的荒地或低矮厂房的模糊轮廓。雨似乎小了些，但敲打在车顶的声音依旧清晰。
终于，车子完全停了下来。引擎熄火。
“到了。”郑组长简短地说了一声，率先开门下车。小吴也立刻下车，绕到陈远这一侧，拉开车门。一股带着泥土和植物气息的、清凉潮湿的空气涌了进来，混合着远处隐约的犬吠。
陈远这才睁开眼睛。外面很黑，只有车灯照亮前方一小片区域。看起来像是一个废弃工厂或仓库的院子，地面是坑洼的水泥地，长着杂草。正前方是一栋低矮的、看起来有些年头的红砖平房，只有一扇窗户透出昏黄的光。
“陈师傅，能走吗？需要扶你吗？”小吴的语气依旧平静，听不出什么情绪。
陈远试了试挪动双腿，钻心的疼痛让他倒吸一口凉气。“麻烦……扶我一下。”他虚弱地说。
小吴伸手搀住他的一只胳膊，力道适中。郑组长从另一边也搭了把手。两人一左一右，几乎是架着陈远，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那栋红砖房。
推开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里面是一个空旷的房间，大约四五十平米，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砖块。房间中央摆着一张旧木桌和几把椅子，角落里有一张行军床，上面铺着简单的被褥。唯一的灯泡悬在屋顶，散发着昏暗的光。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霉味和灰尘气息。
这里，绝对不是什么正规的“安全屋”或“询问室”。它更像是一个临时征用或秘密使用的据点。
陈远的心沉了下去。环境本身就在无声地诉说着某种“非常规”的性质。他被搀扶着坐到一张椅子上，伤口因为刚才的走动和姿势变化而传来更尖锐的疼痛，让他脸色发白，额头冒汗。
郑组长拉过另一把椅子，在陈远对面坐下。小吴则站在门口附近，背靠着墙，目光扫视着房间内外。
“陈远同志，这里相对安全，我们可以开始正式谈话了。”郑组长开门见山，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录音笔和记录本，和之前在医院一样。“首先，请你再详细复述一遍你受伤那天的经过，从你到达工地开始，每一个细节都不要遗漏，包括你看到的人、听到的话、感受到的任何异常。”
他的语气比在医院时更加正式和严肃，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调查权威。
陈远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开始按照记忆，缓慢地讲述。他刻意让自己的叙述显得有些颠三倒四，夹杂着对疼痛的抱怨和对当时恐惧的渲染，试图继续维持那个“创伤后精神不稳定”的形象，同时也想看看对方的反应。
郑组长听得很认真，偶尔会打断他，追问一些细节：“你确定吊车启动前，周围没有其他陌生人？”“你说听到有人争吵，具体是什么内容？能听出是谁的声音吗？”“除了操作失误，你有没有想过其他可能，比如设备被人动过手脚？”
这些问题，有的指向事故本身，有的则隐隐指向“人为破坏”或“内部纠纷”，比之前民政或警方询问的角度更加深入，也更接近陈远内心深处的某些猜测。
陈远一边小心地回答，一边观察着郑组长和小吴。他们的表情始终严肃专注，看不出任何倾向性，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挖掘真相的模样。这反而让陈远更加不安。如果他们是真正的调查人员，这种专业态度是正常的；但如果他们是伪装者，这种毫无破绽的表演，则意味着更加可怕。
讲述完事故经过，郑组长将话题转向了孙建国和阿勇。
“你是通过什么途径认识孙建国的？他第一次接触你，具体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郑组长的目光如炬。
陈远如实陈述了孙建国两次“探望”和一次“约谈”的过程，包括对方的威胁、利诱、给钱、给手机等细节，但隐去了自己主动发短信“试探”以及王芳的警告部分。
“阿勇的电话，除了警告你不要乱说话，还说了什么？有没有提及任何具体的人名、地点，或者过往事件？”郑组长追问。
“他……他好像很在意我是不是‘想起’了什么，追问我在城东看到的东西……还问我孙建国是不是找过我，给了钱。”陈远回忆着，“他说孙建国自身难保，让我管好嘴，不然他第一个饶不了我。别的……没具体说。”
“城东看到的东西？”郑组长立刻抓住这个点，“你之前对民政局的同志，也提到过一些‘混乱的记忆’，和城东有关？能详细说说吗？哪怕是最零碎的片段。”
陈远心中警惕，但知道到了这一步，关于“记忆碎片”的含糊说辞已经无法回避。他再次以“头痛”、“记不清”、“像做梦”为掩护，将那套关于“旧工地”、“特殊车辆”、“疤脸男人”、“争执”、“本子”的模糊描述，掺杂着痛苦和恐惧的表情，复述了一遍。
这一次，郑组长和小吴都听得格外仔细。小吴甚至走到了桌边，拿起笔在记录本上快速写着什么。
等陈远断断续续说完，郑组长沉默了片刻，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陈远同志，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孙建国和阿勇，很可能涉及一个长期以暴力手段垄断局部土方砂石市场、并通过行贿、胁迫等方式攫取非法利益，甚至可能牵扯更严重犯罪的团伙。你无意中目睹或听闻的，极有可能是他们犯罪活动的一环。这也是他们如此害怕你‘恢复记忆’、千方百计要控制你的原因。”
他给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将陈远的“记忆”与一个具体的犯罪团伙联系起来，这比之前模糊的“旧账”或“纠纷”更加具体，也更有说服力。
“那……那我老婆孩子……”陈远适时地露出最深的担忧。
“你放心，我们的人已经在你爱人藏身地点附近布控。只要这边你的证言固定下来，我们会立刻安排你们会合，并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启动证人保护程序。”郑组长给出承诺，但依旧是“证言固定”为前提。
证人保护程序？这个遥远的、只在影视剧中听说过的词汇，此刻从郑组长口中说出，带着一种冰冷的、程序化的意味。它意味着彻底的隐姓埋名，与过去一切的割裂，以及长期处于被监控和保护下的生活。这对于只想回归平静的普通人来说，何尝不是另一种沉重的代价？
但陈远没有选择的余地。他点了点头，脸上是认命般的疲惫和一丝得到“保障”后的微弱放松。“我……我都听组织的。”
“很好。”郑组长似乎对他的配合态度表示满意，“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你尽可能回忆，孙建国和阿勇，还提到过哪些人？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暗语、标记、或者他们经常出入的地点？另外，关于你受伤的事故，除了你刚才说的，还有没有其他你觉得奇怪，但之前没敢说或者忽略的细节？任何小事都可能很重要。”
询问进入了更深入、也更耗神的阶段。陈远不得不绞尽脑汁，在真实记忆、合理推测和必要伪装之间，艰难地维持着平衡。时间在昏暗的灯光下，在郑组长冷静的提问和陈远时断时续的回答中，一分一秒地流逝。
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已经完全停了，只剩下屋檐偶尔滴落的水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远处，隐约传来一声火车的汽笛，悠长而苍凉，划破了夜的沉寂，也似乎在提醒着陈远，他正身处一个远离熟悉世界的、未知而危险的边缘地带。
他不知道这场询问会持续多久，不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在等待他，更不知道那条被他寄予最后希望的短信，是否已经穿越雨夜，抵达了它该去的地方，又是否能在命运的棋盘上，激起一丝微澜。
他只知道，自己已经踏上了这条无法回头的路。而前方，是更深沉的黑暗，还是破晓前最冰冷的黎明，他只能走下去，用这具伤痕累累的身体，和那颗在恐惧与希望之间反复灼烧的心，去亲自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