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辩
深秋的稷下学宫,银杏金黄。姬稷坐在回廊下,聆听一场关乎国家根本的辩论。来自各国的士人学子济济一堂,围绕着重农还是重商各抒己见。
“治国之道,在重本抑末!”一个面色黝黑的儒生振袖而起,“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农为国之本,商为末业。若人人逐利,谁事农耕?”
对面一个身着锦袍的士人立即反驳:“谬矣!太史公言:‘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农工商各司其职,方能国富。”
姬稷静静记录着。这些年来,他游历列国,亲眼见证了不同经济政策带来的结果。此刻听着这些辩论,心中浮现出一个个鲜活的场景。
他想起在齐国看到的繁荣景象。那里遵循管仲“四民分业”之策,士农工商各得其所。临淄城中商贾云集,手工业发达,而周边农田也未见荒废。
“齐人重商,却不轻农。”一个来自齐地的学子说道,“管仲设盐铁之利,通鱼盐之货,使齐富甲天下。可见工商未必害农,反而可补农业之不足。”
这时,一个法家士人站了出来,声音冷峻:“商君有言:‘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秦行抑商之策,使民力尽归于农,方得富国强兵。今观天下,秦最富庶,此非明证?”
姬稷脑海中立即浮现出秦地的景象:田野井然,农人勤耕,但市集冷清,货物单一。虽仓廪充实,却少了几分活力。
“然秦地百姓,生活何其艰辛!”一个曾游学秦地的儒生叹道,“商贾受抑,货流不畅,农人有余粮不得易货,有剩余不得变现。此岂治国之道?”
辩论愈加热烈。姬稷注意到,各家学说虽各执一词,但细究之下都有其道理。儒家主张均衡,法家强调集权,道家提倡无为,墨家关注实用。
最让他深思的是荀子门徒的一席话:“天地生财,各有其道。农生之,工成之,商通之。三者相济,则财用足;三者相妨,则财用匮。”
这时,学宫祭酒缓步登台,众人肃静。
“诸子之争,实为治国之道的不同选择。”祭酒环视众人,“重农者,求稳定;重商者,求发展。然治国如烹鲜,过与不及皆不可。”
他命弟子展开一幅地图:“诸位请看,齐重商而富,秦重农而强,楚工商并重而民安。可见政策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姬稷想起这些年的见闻:在商业发达的齐地,确实富庶繁华,但贫富悬殊;在重农抑商的秦地,虽相对平均,但生活困苦;在政策宽松的楚地,则介于两者之间。
夜幕降临,辩论暂歇。姬稷在灯下整理记录,忽然领悟到:这些看似对立的主张,实则反映了治国理政的不同维度。如同医家用药,或补或泻,全在辨证施治。
“经济政策,当如良医用药。”他在竹简上写道,“有时需扶持工商以活血脉,有时需重农固本以培元气。关键在于审时度势,把握分寸。”
窗外,月色如水。姬稷知道,这场辩论不仅发生在稷下学宫,更在每一个诸侯国的朝堂上上演。而不同的选择,正塑造着各国不同的命运。
在这百家争鸣的时代,经济思想也在碰撞中迸发出智慧的火花。这些火花,将照亮中国未来两千年的经济发展道路。
而这一切,都只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