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军总司令部，作战室
巨大的沙盘上，代表第四兵团的蓝色箭头已经深深楔入外蒙古的草原区域，但赵振的目光却停留在那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上。他手指敲了敲沙盘边缘，对参谋长张远山说道：“远山，给周铁柱发报，让他别冲得太猛。推进速度放缓，改为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每占一处要地，立刻巩固防御，建立兵站和补给节点，确保后方稳固再向前推。”
张远山正在标注敌情，闻言抬头：“总司令，您是担心后勤线拉得太长？第四兵团自身携带的物资和空中补给，支撑目前的攻势应该还行。”
“不是担心现在，是预防未来。”赵振走到窗前，看着外面，“鬼子为什么在东北败得那么快、那么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从天空到海上，彻底锁死了他们的后勤生命线。现在轮到我们深入草原，远离主要铁路和基地，后勤就是我们的生命线，也是最大的风险点。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周铁柱的突击速度和敌人的软弱上。稳一点，把根扎稳，我们耗得起，别人可未必。”
他顿了顿，思维似乎跳跃到了另一个方向，嘴角勾起一抹莫测的笑意：“对了，再给东京那群还在扯皮的老鬼子发个明码通电，语气‘客气’点，就问他们一句：人，到底还赎不赎了？给个准话。”
张远山被这突然的转折弄得一愣，笑道：“总司令，您这思维跳得也太快了，刚说完草原后勤，怎么就跳到东京赎人了？”
“不快，都是同一盘棋。”赵振走回沙盘边，手指从外蒙古划向东北，“外蒙古要巩固，需要人力修路筑城；鬼子那三十万俘虏，天天吃我的粮食，也不能白养着。这样，从战俘营里，挑十万身体还算结实、没什么血债、看起来相对‘老实’的，组织起来，送到外蒙古方向去。”
他具体布置道：“他们的任务，就是修路，修从我们边境直通乌兰巴托、以及连接各战略要点的公路和简易铁路。同时修建大型物资中转站、仓库和野战机场。告诉他们，干活，就管饱，伙食标准比在战俘营好。而且，跟他们做个‘三年之约’：只要他们在这三年里老老实实劳动，不逃跑、不闹事、不反抗，三年期满，如果他们的天皇和政府还没来赎他们，我们就履行承诺，给他们自由，放他们走。另外，每个月，给他们每人发一块大洋的工钱。”
张远山听到这里，眼睛瞪大了：“总司令，您这是……同情鬼子？还给工钱？这……下面官兵和百姓知道了，恐怕会有看法啊！”
“同情？”赵振嗤笑一声，“我这是在制造裂痕，是在扶植‘日奸’——或者说，未来的‘亲龙国派’。”
他详细解释道：“罪大恶极、手上沾满鲜血的，我们已经处理了。剩下的这些，很多是普通士兵，是被军国主义裹挟的炮灰。他们现在最渴望的是什么？是活下去，是回家。我们给他们一个看似可能的希望——好好干活，三年后可能自由。同时，给予一点微薄的‘报酬’，体现我们‘讲道理’、‘守承诺’。”
他眼中闪着冷冽而算计的光：“你想想，三年时间，足够发生很多事。他们在我们相对‘人道’的管理下劳动，吃着比在黑心长官手下时可能更稳定的饭，拿着一点点象征性的工钱，心里会怎么对比？当他们得知自己的政府因为无钱或不愿赎他们，而让他们在这里‘服劳役’三年，甚至三年后可能依然被抛弃，他们会怎么想？对天皇的忠诚，对政府的信任，还能剩下多少？”
“就算其中只有一部分人产生动摇、怨恨，甚至暗暗感激我们给的‘活路’，那么将来有一天，如果他们真的能回到日本，这些人会是什么？他们是被祖国抛弃的‘牺牲品’，是见识过我们北方军实力和管理‘优越性’的群体。他们会不会成为社会中对现有体制不满的种子？会不会不自觉地为我们的宣传提供佐证？”赵振缓缓说道，“这比单纯杀掉或奴役他们，更有长远价值。”
张远山恍然大悟，但仍有疑虑：“就算这样，咱们也不用真给工钱啊，管饭已经是大恩德了。”
赵振脸上露出了那种熟悉的、带着点坏心眼的笑容：“老张啊，动动脑子。外蒙古那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严格控制他们的活动范围。给他们发一块大洋，他们能上哪儿花？让政治部或者后勤部门，在战俘劳工营旁边，开个‘合作社’小卖铺，卖点香烟、火柴、便宜的糖果点心、肥皂毛巾之类的东西。价格嘛，当然是我们定。这钱从左口袋发出去，转一圈，大部分又从右口袋回来了。还能刺激他们劳动积极性——毕竟有点闲钱想买点东西。这叫内部循环经济。”
他总结道：“记住，管理大规模俘虏，尤其是未来可能还有更多俘虏，要用大棒加甜枣。大棒是严格的纪律、沉重的劳动和生杀予夺的权力，让他们敬畏；甜枣是活下去的希望、相对稳定的待遇和一点点渺茫的‘报酬’，让他们有所期盼。要让他们能看到一丝亮光，但又不能真的、轻易地触碰到它。这样，他们才会为了那点遥不可及的希望，乖乖听话，努力干活，甚至……开始怀疑曾经效忠的一切。”
张远山听完，忍不住竖起大拇指，脸上满是佩服又略带调侃的表情：“高！实在是高！总司令，幸亏咱们是自己人。您这套管理手段，真是……地主看了要心碎，资本家看了都得流泪啊！太会算了！”
赵振哈哈一笑，拍了拍他的肩膀：“别贫了，赶紧去拟命令发报吧。记住，给周铁柱的电报要强调‘稳’字；给东京的电报要突出‘问’字，带点不耐烦的催促；关于战俘劳工的政策，形成详细条例下发，让政治部和后勤部门紧密配合执行。北边这盘棋，咱们既要下得猛，也要下得细。”
张远山笑着应了声“是”，刚要转身去落实这一系列命令，赵振却又出声叫住了他：“等等，远山。”
“总司令，还有什么指示？”张远山停下脚步。
赵振摩挲着下巴，眼中闪过一丝精光，补充道：“给战俘劳工的管理条例里，再加上一条：设立表现评定机制。 劳动积极、服从管理、无违规记录的俘虏，每月可以进行一次评定。评定‘良好’及以上者，除了基本工钱，可以获得额外奖励——比如，工钱上浮百分之二十到五十；获得一些‘特权’，比如优先购买小卖铺里的紧俏商品，或者……获得一次给国内家人写信的机会，当然，信件内容需要经过我们审查。”
他顿了顿，强调道：“写信这点尤其要把握好。允许他们报平安，甚至可以简单描述‘在这里通过劳动获得食物和少许报酬，等待归期’，但严禁涉及任何军事、政治信息及抱怨性内容。我们要让这些信成为某种‘宣传品’，既能安抚他们家人的情绪，减少国际舆论压力，又能隐晦传递我们‘管理规范、提供出路’的信号。这对于瓦解他们的抵抗意志，制造与其国内政府的对比，会很有用。”
张远山迅速理解了这步棋的深意，这不仅仅是管理技巧，更是心理战和政治战的延伸。他重重点头：“明白！奖励机制和通信许可，我这就添加到细则里去。表现好就有甜头，还能给家里捎个‘平安信’，这对那些牵挂家人的普通士兵来说，诱惑力不小。而且信的内容在我们控制之下，确实能做文章。”
“嗯，去吧。细节你们推敲，原则就是：严控之下，给予有限但看得见的希望和激励。 让他们为了那点奖励和与家人通信的机会，心甘情愿地好好干活，甚至互相监督竞争。这十万人的管理和‘改造’，本身就是一个大工程，也是一场重要的政治仗。”赵振挥了挥手。
“是！总司令，我马上去办！”张远山这次不再耽搁，快步离开作战室，去将总司令这一套环环相扣、既有雷霆手段又暗藏精巧算计的指令，转化为具体的电文和条例。
赵振独自留在作战室内，目光重新落回沙盘。北边，周铁柱的坦克正在草原上稳步推进；东边，三十万战俘即将开始以另一种形式“投入建设”；而隔海相望的东京，那群焦头烂额的老鬼子们，很快将收到他既像催促又像调侃的“问询”。几盘棋同时下，每一手都藏着后招。他轻轻呼出一口气，嘴角微扬。乱世逐鹿，既要猛虎下山的气势，也需狐狸般的缜密心机。他赵振，两者都要。
消息的传播速度比预想中更快。赵振要将十万日军战俘送往气候严酷、局势动荡的外蒙古充当铁路劳工的消息，如同插上了翅膀，迅速飞越山海，分别刺痛了东京和莫斯科最敏感的神经。
金陵，领袖官邸，会客室（一）
俄国驻龙国全权大使彼得罗夫几乎是踩着前一次不欢而散的余怒再次登门。这一次，他的脸色更加阴沉，语气也愈发强硬，几乎带着最后通牒的意味。
“委员长阁下！”彼得罗夫省去了所有客套，将一份文件拍在桌上，“我国政府获悉，贵国北方军阀赵振，不仅非法侵占我国友好邻邦外蒙古的领土，现在竟然还计划驱使大量战俘，在蒙古土地上修筑具有明显军事用途的交通设施！这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的延续和升级，是对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彻底破坏！也是对我国战略利益的严重挑衅！”
他身体前倾，目光咄咄逼人：“我奉命向贵国中央政府提出最严正抗议和最强烈要求：必须立即、无条件地命令赵振所部，第一，停止一切在外蒙古的军事行动并撤回至龙国境内；第二，取消利用战俘进行军事基建的危险计划！否则，我国将不得不考虑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以扞卫我国的合法权益和地区安全！”
金陵，领袖官邸，会客室（二）
几乎是前后脚，日本驻龙国大使松平义男也带着东京最新（且混乱）的指示匆匆赶来。与俄国人的愤怒不同，松平的脸上写满了焦急、屈辱和一种走投无路的迫切。
“委员长阁下！紧急情况！”松平的语气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我方获悉，贵国北方军的赵振将军，计划将我方被俘的帝国军人，强制送往环境极端恶劣的外蒙古地区，从事高强度的铁路修筑苦役！这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特别是《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俘待遇基本原则的行为！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这些帝国军人应当得到妥善安置并尽快遣返！”
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有理有据，但其中的慌乱显而易见：“我们恳请，不，我们要求！金陵中央政府必须立即介入，制止这种不人道的、违反国际公约的行径！保障我方被俘人员的基本权利和安全！他们不应该成为赵振将军地缘政治冒险的工具和牺牲品！”
面对接踵而至、一个比一个口气强硬的抗议和施压，南京先生感觉自己仿佛坐在一口被架在火上烤的锅里，两面受火，煎熬无比。
他先是强忍着胸中翻腾的怒意和深深的无力感，会见了怒气冲冲的彼得罗夫。听着对方义正辞严的“侵略”指控和隐含的战争威胁，他心中冷笑：你们有本事自己去跟赵振的坦克飞机讲“侵略”啊！跑来跟我吼算什么本事？
待彼得罗夫说完，南京先生没有像上次那样使用外交辞令周旋，而是用一种罕见的、近乎直白的疲惫和无奈语气回应道：“大使阁下，贵国的抗议和要求，我已经清楚记录。但是，我必须再次，并且明确地告诉您：赵振，以及他所指挥的北方军一百七十万将士，他们的具体军事部署和行动，并不受金陵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和指挥。”
他看着彼得罗夫瞬间错愕又转为更加愤怒的脸，继续说道：“您所说的‘命令’，我无法下达。即便下达，他也未必会听。这一点，我想贵国情报部门应该有所了解。贵国与其在这里向我施压，不如思考如何与北方军的实际控制者进行直接、有效的沟通。”
送走气得脸色发青、扬言要将此事“升级”的彼得罗夫后，南京先生甚至没来得及喘口气，又不得不以同样的心情，接待了急不可耐的松平义男。
听着松平搬出《日内瓦公约》，口口声声“战争结束”、“人道主义”，南京先生内心的荒谬感和无力感达到了顶点。战争结束？你们几十万大军在东北投降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战争法？现在人成了俘虏，知道讲公约了？
他几乎是用同样的台词，对松平坦诚了残酷的现实：“松平大使，关于战俘待遇的问题，国际公约的精神中央自然知晓。但是，具体管理这三十万战俘的，是北方军战俘管理司，直接对赵振总司令负责。将其部分人员调往何处，从事何种劳动，是北方军基于其战区管理和后勤建设的内部安排。”
他迎着松平难以置信的目光，一字一句地强调：“我，以及金陵中央政府，无法直接命令赵振释放或如何处置这些战俘。 你们的诉求，我听到了，也会‘转达’。但结果如何，取决于赵振的决策，而非我的承诺。这一点，请贵国务必明白。”
两次会面，同样的核心信息，同样的无奈表态。南京先生用最直白的方式，撕开了龙国当时政治现实残酷的一角：名义上的中央，对最具实力的地方强藩，缺乏有效的约束力。他这个“国家领袖”，在涉及北方军核心利益和行动的问题上，只能充当一个无奈的“传声筒”和“缓冲垫”。
送走两位满怀愤懑却无处发力的大使后，南京先生独自坐在空荡的会客室里，良久，发出一声长长的、充满自嘲与苦涩的叹息。
当晚，官邸餐厅内的气氛异常沉闷。长桌上摆着几样精致的江浙小菜，但南京先生只是机械地动着筷子，眼神空洞地望着面前的碗碟，一言不发。往常即便再忙，用餐时他多少也会与夫人聊几句家常或时事，今日这副模样，让细心察言观色的南京夫人立刻察觉到了不对。
“达令，”她放下银匙，温声问道，眼中带着关切，“怎么了？可是今日政务上遇到了烦心之事？看你从傍晚回来便神色不豫，晚饭也用得少。”
南京先生闻言，手中筷子顿了顿，最终也放了下来，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叹息声中充满了疲惫与一种难以言喻的屈辱。“还能是怎么了，”他声音有些干涩，“还不是北边那位赵总司令惹出来的大风波。”
他揉了揉眉心，仿佛要将那郁结的愁闷揉散些：“周铁柱带着第四兵团，几十万人马，浩浩荡荡开进了外蒙古，坦克飞机都上去了。赵振那边，扣着三十万日军战俘不放，现在还要把人弄到外蒙古去修铁路……俄国人觉得自家后院被点了火，日本人觉得自家脸面和‘勇士’都被踩进了泥里。结果呢？这两家人，今天一前一后，全都跑到我这里来，拍桌子瞪眼，又是抗议又是威胁，跟我要说法，要我下令制止。”
他越说越觉得荒诞可笑，语气也激动起来：“说法？我给他们什么说法？命令？我下的命令，在赵振那里，还不如他手下一个小参谋随手画的路线图有用！这帮人，一个个精明的很，明明知道北方军如今势大，赵振手段强硬，他们不敢直接去碰，就全跑来捏我这个‘软柿子’！一次又一次，拿那些国际公约、地区安全的大帽子来压我！他们把我当什么了？啊？”
南京夫人静静地听着，等丈夫发泄完，才轻声接道：“他们这是看准了，你这个‘领袖’是名义上的，手上没有能制约北方军的实权。北边的事，你确实管不了，也不敢管。硬要插手，只怕……”
“只怕引火烧身，自取其辱。”南京先生接过话头，颓然靠向椅背，“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明白。只是这口气，实在难以下咽。坐在这个位置上，却要替别人扛下所有国际压力和骂名。”
餐厅里安静了片刻，只有墙角的座钟发出规律的滴答声。南京夫人沉吟了一会儿，忽然开口，语气带着一种尝试破局的冷静：“达令，既然他们找你，是因为你顶着这个‘国家领袖’和‘中央政府’的名头，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名头’，也分一些出去？”
“哦？”南京先生抬起眼，看向妻子。
“你想，”南京夫人缓缓说道，“赵振要的是实利，是地盘，是军队。这些我们给不了，也不敢给。但他未必不看重‘名’。我们何不以中央名义，给他加一些显赫的虚职？比如……任命他为外交部长，或者军政部副部长？这样，按照国际交往的流程，那些外国大使再有抗议交涉，按理就可以直接去找‘外交部长’赵振，或者主管军务的‘副部长’赵振了。至少，能让他们别再只盯着你一个人。至于赵振接不接这个茬，接了他会不会真的去处理，那是他的事。但名义上，我们给了，责任，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过去一些。反正也只是个名义。”
南京先生听着，原本黯淡的眼神慢慢亮起了一丝微光。他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仔细咀嚼着夫人这个提议。这无疑是个取巧的办法，甚至有些“甩锅”的意味，但在当前这种束手无策的困局中，却不失为一步可行的棋。既能稍微缓解自己承受的直接压力，又能给赵振一个“体面”的中央职务，面子上都过得去。至于实质？谁都知道那不会有任何改变。
思考了大约一支烟的功夫，南京先生终于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丝无奈的决断：“行。就按你说的办。军政部副部长……这个职位更合适些，既涉及军事（可以牵扯北方军行动），又不那么显眼直接主管外交，避免过度刺激外界。外交部长的职位太敏感，暂时不动。明天就让行政院和军委会走程序，发布任命。至于赵振接不接受……由他。但消息，一定要让该知道的人都知道。”
他重新拿起筷子，虽然胃口依然不佳，但眉宇间那沉重的郁结似乎疏散了些许。这或许只是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甚至有些自欺欺人，但至少，在下一个外国大使气势汹汹地登门之前，他或许能稍微喘口气了。夜色渐深，金陵官邸的灯光下，一对政治夫妻在餐桌上定下了一个看似聪明、实则透着无尽苍凉的对策。在这个实力为尊的乱世，名分与实权的割裂，演绎出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又心生慨叹的浮世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