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易近人”：从治国理念到处世智慧的千年传承
一、典故出处：跨越千年的政治箴言
“平易近人”作为汉语中极具生命力的成语，其源头可追溯至先秦典籍中关于治国理政的记载。最早的文字雏形见于《尚书·五子之歌》，其中提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呜呼！曷其奈何弗敬？……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这里的“平易近民”是夏禹对后人的训诫，强调君主应亲近百姓而非轻视，以平和简易的态度对待民众，才能赢得民心归附。
而将这一理念与具体历史人物结合，使其成为典故的则是《史记·鲁周公世家》。司马迁在记载周公旦的事迹时，借鲁公伯禽与齐太公姜尚治政风格的对比，进一步阐释了“平易近民”的实践意义。文中提到，伯禽受封于鲁后三年才向周公汇报政绩，周公问其原因，伯禽答：“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而姜尚受封于齐，五个月就汇报政绩，周公问其原因，姜尚说：“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周公感慨道：“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正是这段记载，让“平易近民”从抽象训诫转化为具体的治国实践案例，最终演变为后世常用的“平易近人”。
二、成语含义：从政治理念到处世准则的演变
“平易近人”的含义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清晰的演变轨迹。最初的“平易近民”是典型的政治术语，“平易”指治理政策简约易行、不苛繁复杂，“近民”则强调君主或统治者主动亲近百姓、不高高在上。其核心是倡导一种“简政亲民”的治国理念：反对严刑峻法与繁琐礼教对民众的束缚，主张以温和、简易的方式推行教化，让百姓在宽松的环境中安居乐业。
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这一成语的适用范围逐渐从政治领域扩展到人际交往领域。现代语境中的“平易近人”，更多指人的态度温和谦逊，没有架子，容易让人接近；也可形容文字、作品风格通俗易懂，不晦涩生硬。无论是对领导者的评价，还是对普通人处世风格的描述，“平易近人”都承载着人们对“平等、亲和、真诚”的价值追求，其内核始终是“消除隔阂，建立联结”。
三、典故故事：周公治政与“平易”之道的实践传奇
要理解“平易近人”的深层内涵，必须回到它诞生的历史土壤——西周初年的政治变局，以及那位用一生践行“平易”之道的政治家——周公旦的传奇人生。
（一）乱世受命：从辅佐武王到摄政安邦
商朝末年，纣王暴虐无道，酒池肉林、炮烙之刑让百姓怨声载道，天下诸侯纷纷离心。周作为西方小国，在周文王、周武王的经营下逐渐崛起，而周公旦作为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之弟，自幼聪慧贤达，始终是兄长最得力的助手。他目睹商朝因“失民”而亡的教训，早早形成了“民为邦本”的政治认知。
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爆发，周公不仅参与谋划，更亲自率军冲锋。战前，他协助武王发布《牧誓》，历数纣王罪状，强调“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将战争的正义性与“救民于水火”紧密相连。战后，面对商朝遗民的惶恐与天下未定的局势，周公力主“以殷治殷”，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地，同时派管叔、蔡叔、霍叔监国，既避免了对遗民的过度压迫，又防范了叛乱风险，初步展现了“平易”治理的智慧。
然而，武王在克商后不久便身患重病。临终前，他深知太子姬诵（即周成王）年幼，不足以稳定大局，欲传位于周公。周公涕泣推辞，焚香祷告上天：“旦愿代王发之身。”他剪下自己的指甲沉入黄河，向先王承诺定会辅佐成王安定天下。武王去世后，成王年仅十三岁，面对内忧外患——商朝旧势力蠢蠢欲动，管叔、蔡叔因不满周公摄政散布“周公将不利于成王”的流言，甚至联合武庚发动叛乱，周公毅然挑起摄政重担，开启了他“平易治民”的实践之路。
（二）摄政风云：用“平易”化解危机
摄政之初，周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民心浮动。商朝遗民对周的统治心存疑虑，诸侯对周公的忠诚充满猜忌，连王室内部也因权力之争暗流涌动。此时，有人劝周公用强硬手段镇压流言、威慑诸侯，但周公却说：“民之所怨，非独一人，盖政有不便于民者也。若以威服之，虽暂安，终必复乱。”他选择用“平易”之策化解危机。
首先，他亲自走访各诸侯国，耐心解释摄政的缘由：“我之摄政，非为私权，实为成王年幼，恐天下叛周，无以告我先王。待王年长，我必归政。”每到一处，他不摆天子使臣的架子，与诸侯同坐议事，倾听他们的诉求。对那些因流言而动摇的诸侯，他不指责、不惩罚，反而赠送谷物、布匹，说：“周之兴，靠的是诸侯同心。若有疑虑，可随时入镐京见我，不必顾虑。”这种坦诚温和的态度，逐渐打消了诸侯的猜忌。
针对商朝遗民，周公推行“明德慎罚”政策。他下令废除商朝的酷刑，规定“罪人不孥”（不牵连家人），“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对于生活困难的遗民，官府发放粮食、农具，鼓励他们恢复生产。他还亲自到殷地巡查，与遗民中的长者交谈，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汝等昔日受纣之苦，我周王伐纣，本为救民。如今有何难处，可直言相告，我必设法解决。”有遗民抱怨赋税过重，周公当即下令调整税率，按收成比例征税，丰年多收、歉年少收，极大缓解了遗民的抵触情绪。
面对管叔、蔡叔与武庚的叛乱，周公深知单纯军事镇压无法根治问题。他亲率大军东征，历经三年平定叛乱后，没有对参与叛乱的殷民赶尽杀绝，而是将他们迁徙至洛邑，派官员“教之稼穑，导之礼义”，用教化而非刑罚改造他们。他对部下说：“这些百姓本无罪，只是被武庚蛊惑。若能让他们安居乐业，自然不会再反。”这种“化干戈为玉帛”的处理方式，正是“平易”理念在乱世中的生动体现。
（三）治国实践：让“平易”融入政令
平定叛乱后，周公开始系统推行“平易治民”的政策，将“民惟邦本”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制度。他深知“政繁则民怨，法苛则民乱”，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始终坚持“简约易行”的原则。
在农业上，他废除商朝“井田制”中繁重的劳役，推行“授田制”，让农民拥有一定的土地自主权，规定“什一而税”（税率仅十分之一），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他还亲自到田间考察农时，根据不同地区的气候制定耕作指南，刻于石碑立于村口，让百姓一看就懂、一学就会。有一次，他见关中地区因水利不畅导致歉收，当即组织百姓修渠引水，亲自参与丈量土地、规划渠道，百姓见摄政大臣亲力亲为，纷纷主动参与，原本需要半年的工程三个月就完工了。
在司法上，他制定《九刑》，但强调“明德慎罚”。规定司法官员审案时必须“听狱必两辞”（听取原被告双方的陈述），“无简不听”（没有证据不轻易定罪），对老幼、残疾之人量刑从宽。他还在各地设立“路鼓”“肺石”——百姓若有冤情，可击鼓鸣冤；若有建议，可立于肺石之上等待官员接见。周公常说：“百姓的声音，就是上天的声音。堵住百姓的嘴，比堵住河流更危险。”他定期查阅各地上报的民情记录，对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亲自督办，比如有地方官员贪腐，他查实后立即罢免，却也给其改过机会：“若能将贪墨之财退还百姓，可免其刑，贬为庶民务农。”
在礼仪教化上，他反对商朝繁琐的祭祀礼仪，简化祭祀流程，减轻百姓的祭祀负担。同时，他制定《周礼》，但强调“礼不下庶人”——对普通百姓不苛求礼仪细节，只需引导他们“孝亲、敬长、守信”即可。他说：“礼的本质是和睦，若为了礼仪形式让百姓困苦，那就失去了礼的意义。”这种“简约化”的教化方式，让百姓更容易接受周的统治理念。
（四）归政成王：用“平易”诠释忠诚
周公摄政七年，天下逐渐安定：商朝遗民安居乐业，诸侯归附，农业丰收，刑罚用得越来越少。此时成王已长大成人，周公毫不犹豫地决定归政。有人劝他：“如今您威望正盛，若不归政，成王也不敢有异议。”周公斥责道：“我摄政本为安天下，若贪恋权位，与纣王何异？”
归政前，周公写下《无逸》告诫成王：“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提醒他要了解百姓的辛劳，不可贪图安逸。归政当天，他将摄政期间的所有文书、账簿全部交给成王，毫无保留地讲解治国要点：“治天下不难，只要记住‘平易近民’四字。政令要简易，让百姓容易遵守；态度要温和，让百姓敢于亲近；处事要公正，让百姓心生敬畏。”
归政后，周公被封于鲁，但他因“恐成王壮，治有所失”，派长子伯禽前往鲁国，自己则留在成王身边辅佐。他依然保持着“平易”的作风，成王有困惑时，他耐心解答；大臣有争议时，他公正调和。临终前，他留下遗言：“我死之后，葬于毕邑，靠近文王、武王的陵墓，表明我不敢远离先王；不要用金玉陪葬，殓以时服即可，不可劳民伤财。”成王感念周公的功绩与忠诚，将他与文王、武王同祭，鲁国也因周公的影响，形成了“重礼义、尚平易”的传统。
（五）齐鲁对比：“平易”之道的历史验证
周公对伯禽与姜尚治政风格的评价，在后世得到了验证。伯禽治鲁，坚持“变其俗，革其礼”，推行繁琐的礼仪教化，虽然让鲁国成为礼仪之邦，却也因政令严苛、百姓负担重，发展逐渐缓慢；而姜尚治齐，“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推行简易政策，尊重当地习俗，百姓归附迅速，齐国很快成为东方强国，后来甚至出现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
司马迁在《史记》中感慨：“鲁公伯禽之后，鲁渐弱；齐太公之后，齐渐强。非伯禽之贤不如太公，盖政之简繁异也。平易近民，民必归之，此之谓也。”这段历史对比，让“平易近人”从个人作风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治国规律，成为后世统治者效仿的典范。
四、典故启示：“平易近人”的千年智慧
“平易近人”的典故，不仅记录了周公旦的治国实践，更蕴含着穿越千年的智慧启示，对个人处世、团队管理、国家治理都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一）对领导者：“平易”是赢得民心的基石
周公的故事证明：领导者的“平易”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智慧。真正的权威不是靠权势压迫，而是靠民心归附；真正的稳定不是靠严刑峻法，而是靠百姓认同。周公用“简政、亲民、慎罚”的政策，让动荡的天下安定下来，告诉后世领导者：只有放下架子、倾听民意、简化政令，才能让百姓“近之、信之、归之”。正如《管子》所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领导者的“平易”，本质是对百姓的尊重，这种尊重最终会转化为治理的效能。
（二）对人际交往：“平易”是建立信任的桥梁
从“平易近民”到“平易近人”，成语的演变反映了人们对人际交往的期待。周公在与诸侯、百姓相处时，不摆身份、不尚空谈，用真诚与谦和赢得信任，这对现代人际交往依然适用。无论是职场中的上下级关系，还是生活中的朋友交往，“平易”的态度——不傲慢、不疏离、不苛责，都能消除隔阂、拉近距离。一个平易近人的人，往往更容易听到真话、获得帮助，因为人们愿意向温和、真诚的人敞开心扉。正如周公所言：“人心如田，你用温和的雨水浇灌，它就会结出信任的果实。”
（三）对自我修养：“平易”是成熟的标志
周公的“平易”并非天生，而是历经乱世后对“治世之道”的深刻领悟。他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谦逊，手握大权却始终心系百姓，这种“平易”背后是强大的内心修养——不被权力腐蚀，不为虚名所累，始终坚守初心。对现代人而言，“平易”是一种修养境界：它要求我们放下优越感，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放下控制欲，接受世界的多元；放下浮躁心，用真诚对待生活。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往往是平易近人的，因为他们明白：外在的“架子”无法掩盖内在的空虚，唯有内心的谦和与真诚，才能赢得长久的尊重。
（四）对文化传承：“平易”是理念落地的关键
周公简化礼仪、通俗教化的实践，告诉我们：任何理念要落地生根，都需要“平易化”的表达与实践。无论是治国理念、企业文化还是教育思想，若过于繁琐、脱离实际，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平易”不是降低标准，而是找到理念与现实的平衡点，让人们容易理解、愿意践行。正如周公制礼作乐却“礼不下庶人”，他懂得“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的重要性，这种智慧对现代文化传播、政策推行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从西周初年的牧野风云到现代社会的人际交往，“平易近人”四个字历经千年而不衰，因其承载的不仅是一段历史典故，更是人类对“和谐共处”的永恒追求。周公用一生践行的“平易”之道告诉我们：无论是治国还是处世，唯有以尊重为基、以真诚为桥、以简约为法，才能赢得人心、成就事业。这或许就是“平易近人”穿越千年依然鲜活的根本原因——它揭示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相处的永恒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