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的三个人站在堂屋中央，像三根突兀的、冒着寒气的冰柱。惨白的汽灯光从他们头顶泻下，投下浓重而压抑的阴影。
为首的中年男人，姓吴，是工作组组长。他目光如鹰隼，缓缓扫过屋里的每一个人，最后落在爷爷脸上。
“张大山同志，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核实一些群众反映的情况。”吴组长的声音没什么起伏，却字字清晰，“希望你和你的家人，能够积极配合，如实说明。”
爷爷挺直了脊背，尽管棉袄下的身形已经有些佝偻。“吴组长请问。”
“第一个问题，关于去年秋天，你处理孙桂花推倒李秀兰同志一事。”吴组长翻开手里一个笔记本，“有群众反映，你作为大队长，在处理此事时，存在偏袒自家人、打击报复、处罚过重的问题，导致孙桂花同志思想压力过大，间接造成了后来的悲剧。对此，你怎么解释？”
来了。孙婆子的报复，终于通过官方的渠道，赤裸裸地亮了出来。
堂屋里死一般寂静。奶奶的呼吸急促起来，母亲抱着我的手猛地收紧。父亲和二叔的脸色变得铁青。
爷爷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眼皮微微跳动了一下。“吴组长，关于那件事，当时就经过大队委员会讨论，上报公社批准。孙桂花同志推倒孕妇，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大队的处理，是依据社规民约，也是为了教育本人，警示他人。处罚决定有记录，公社王书记也知情。至于孙桂花同志后来的意外，我感到遗憾，但与此事的处理，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这一点，公社之前的调查结论也很明确。”
他不卑不亢，条理清晰，甚至抬出了公社之前的定论。
吴组长面无表情地在本子上记了几笔，抬眼：“第二个问题。有群众反映，你们家在担任大队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分配救济粮、安排轻省活计、甚至日常记工分等方面，都存在照顾自家亲属、挤占集体利益的行为。比如，你的二儿子张国强，常年担任木匠，是否占用了集体资源？你的孙子们，工分记录是否与实际劳动相符？”
这问题更毒辣，直接指向了农村基层最敏感的权力寻租问题。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一点点“便利”都可能被放大成严重的“错误”。
二叔张国强的脸瞬间涨红了，想说什么，被父亲一个严厉的眼神制止。
爷爷的呼吸似乎粗重了些，但他依旧稳住了声音：“吴组长，这些都可以查。大队的账目、工分簿、救济粮发放记录，都在大队部，随时可以核对。我张大山当大队长十几年，经手的每一笔账，都敢拿到太阳底下晒！国强做木匠，是生产队的需要，他的手艺为集体修理农具、制作工具，省了队里不少钱，他的工分也是按手艺工的标准，经过队委会评定的。至于我的孙子们，都还是学生，农忙时参加劳动，工分记录由记分员当场登记，都有据可查。如果查出有任何问题，我张大山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在寂静的堂屋里回荡，带着一股被逼到绝境的悲愤和坦荡。
吴组长看着爷爷，眼神深不见底，看不出是信还是不信。他旁边的另一个干部，一直在低头飞快地记录着。
站在后面的陈干事，这时轻轻咳嗽了一声。
吴组长会意，目光转向了抱着我的母亲：“李秀兰同志。”
母亲身体一颤，下意识地后退了小半步，但随即稳住了，抬起头，努力直视着对方：“……在。”
“据反映，孙桂花同志出事那天傍晚，你曾去过井台附近？”吴组长的语气依旧平淡。
“没有！”母亲立刻否认，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尖利，“我那天下午一直在家里，后来去了隔壁他二婶家，然后就回来了，没再去别处。二婶和孩子都可以作证！”
“有人看见吗？”吴组长追问，“除了你二婶和你自己的孩子。”
“我……”母亲语塞。那天下午，除了二婶和书林，确实没遇到其他人。
“还有，”吴组长不等她回答，继续问道，“你和孙桂花同志之间矛盾很深，对她有没有产生过怨恨情绪？或者，有没有在家里、在亲人面前，表露过这种情绪？”
这个问题太狠毒了。它诱使你承认“怨恨”，而一旦承认，就等于提供了“动机”。
母亲的脸色变得煞白，嘴唇哆嗦着，一时说不出话来。怨恨？她当然有，差点一尸两命，哪个女人能不恨？可这种情绪，怎么能当着工作组的面承认？
“吴组长，”爷爷再次开口，声音沉郁，“秀兰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妇女，受了那么大的罪，心里有怨气是人之常情。但她有没有把这种怨气转化为行动，去伤害别人，这是两回事。那天傍晚，她确实在家，这一点，家里人，包括我，都可以证明。”
“家里人作证，恐怕效力不足。”陈干事在旁边不冷不热地插了一句。
爷爷猛地看向陈干事，眼神锐利如刀。陈干事毫不退缩地与他对视，嘴角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
堂屋里的空气，因为这句充满暗示的话，彻底降到了冰点。
吴组长合上了笔记本，脸上终于露出一丝公式化的表情：“张大山同志，李秀兰同志，还有各位。我们今天来，是初步了解情况。群众有反映，组织上就要调查核实。这是对革命事业负责，也是对你们本人负责。在调查期间，希望你们端正态度，积极配合，不要有什么抵触情绪，更不要搞串供、做伪证。那样，性质就变了。”
他顿了顿，目光再次扫过所有人：“另外，根据工作需要，也为了便于调查，公社工作组决定，从即日起，张大山同志暂停大队长职务，由工作组暂时接管三队日常工作。张大山同志，这段时间，希望你安心在家，学习文件，反省问题，随时准备接受组织的进一步询问。”
暂停职务！
尽管早有预感，但当这句话真的从工作组组长嘴里说出来时，还是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奶奶“呜”地一声捂住嘴，眼泪夺眶而出。父亲和二叔猛地攥紧了拳头，指节发白。母亲抱着我，身体晃了晃，几乎站立不稳。
只有爷爷，依旧直挺挺地站着，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但眼神里没有崩溃，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他缓缓点了点头：“我服从组织决定。”
“那就这样。”吴组长不再多言，对另外两人示意，转身朝门外走去。
陈干事跟在最后，经过母亲身边时，脚步微微一顿，目光落在我脸上，停留了足足两三秒。那目光很冷，带着一种审视和估量，甚至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恶意。
然后，他也走了出去。
院门打开，又关上。脚步声很快消失在呼啸的风声里。
堂屋里，死寂。
汽灯嘶嘶地响着，光线似乎更惨白了，照着一屋子失魂落魄的人。
爷爷依旧站在原地，望着那扇紧闭的院门，背影在灯光下拉得很长，显得异常孤单和苍老。半晌，他才慢慢转过身，走到平时坐的那把旧椅子旁，没有坐下，只是伸出颤抖的手，扶住了椅背，仿佛不这样就无法支撑身体的重量。
“爹……”父亲上前一步，声音嘶哑。
爷爷摆摆手，阻止了他要说的话。他的目光缓缓移动，看向流泪的奶奶，看向脸色惨白的母亲，看向愤怒却无力的儿子们，最后，落在母亲怀里的我身上。
那目光复杂至极，有愧疚，有不甘，有深重的疲惫，但最终，沉淀下来的，是一种近乎认命的苍凉。
“都……听见了？”他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破旧的风箱，“从今天起，我不是大队长了。咱们家……就是普通社员了。”
他顿了顿，深吸一口气，挺直了腰，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一字一句地说道：
“不是大队长了，咱们更要守规矩。该上工上工，该学习学习。不该说的，一句别说。不该做的，一件别做。看好孩子，管好自己。”
他的目光落在三个孙子身上：“尤其是你们。在学校，不许惹事，不许跟人争。谁骂你们，听着；谁打你们……躲着。记住了吗？”
建军红着眼圈，用力点头。建国和建党已经哭出了声。
“还有念念，”爷爷的目光最后落回我身上，声音柔和了些，却带着更深的无力，“好好带着她，别让她……受委屈。”
母亲紧紧抱着我，眼泪无声地滑落，滴在我的襁褓上。她用力点头，却说不出一个字。
爷爷终于松开了扶着椅背的手，慢慢走到堂屋门口，望着外面漆黑一片、寒风呼啸的夜空，佝偻着背，久久沉默。
堂屋里，只剩下压抑的啜泣和窗外永不停歇的风声。
我躺在母亲冰冷而颤抖的怀里，看着爷爷孤单的背影，看着一家人脸上绝望而恐惧的神情。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张家头顶那把原本就摇摇欲坠的保护伞，彻底消失了。他们将被完全暴露在这个越来越狂热、越来越严酷的时代的寒风暴雨之中。
凛冬，已至。
而真正的严寒，才刚刚开始。
这一夜，张家无人入睡。
油灯一直亮到天色微明。奶奶和母亲在灶房默默烧水，煮了一锅能照见人影的稀粥。父亲和二叔蹲在院子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劣质的烟卷。三个哥哥挤在里屋炕上，睁着惊恐的眼睛，不敢说话。
爷爷一直坐在堂屋那把旧椅子上，一动不动，像一尊风化的石雕。天快亮时，他慢慢起身，走到墙边，取下那顶代表着他十几年大队长身份的、洗得发白的蓝色解放帽，拿在手里，看了很久，然后，轻轻掸了掸上面并不存在的灰尘，把它端端正正地，挂回了原处。
他转过身，脸上已经没有了昨夜那种被击垮的灰败，只剩下一种沉重的、近乎麻木的平静。
“都收拾一下，”他说，声音依旧沙哑，却恢复了惯常的语调，“该上工的上工，该上学的上学。”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家人，最后落在窗棂上透进来的、灰白色的晨光上。
“日子，还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