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11日，清晨，莫斯科以西约七十公里，临时防御阵地。
雪又下了起来。不是昨天那种细密的小雪，而是大片大片的雪花，从铅灰色的天空缓缓飘落，仿佛天空本身正在瓦解成无数白色碎片。它们覆盖了昨夜战斗的痕迹：履带印、弹坑、血迹，还有那些未来得及收殓的尸体。雪有一种残酷的中立性，它不区分胜利者和失败者，不区分侵略者和保卫者，只是平等地掩埋一切。
我坐在“莱茵女儿”的炮塔上，看着雪落。双手放在膝上，没有戴手套——手套在昨天的战斗中丢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帮助拖拽伤员时摘下来包扎伤口，然后就忘了。手指已经冻得发紫，几乎失去知觉，但奇怪的是，我并不觉得疼。疼痛需要感受的能力，而我现在好像失去了这种能力。
昨天的那场战斗，或者更准确地说，那场失败的突袭，在我脑中反复重演。不是连贯的记忆，而是碎片：哈塞尔打出红色信号弹时苍白的脸；那辆三号坦克起火时乘员爬出舱口的慢动作；t-34炮口对准我们的瞬间；还有撤退时，我从后视镜里看到雪地上躺着的一个人影，他还在动，但我们已经不能回头。
指挥的责任。这个词在军官学校时听起来那么抽象，那么光荣。现在它具体为四张再也见不到的面孔，两辆燃烧的钢铁残骸，以及一份轻飘飘的、可能有用也可能无用的情报。
“车长。”威廉的声音从下面传来。
我没有回应。他爬上炮塔，坐在我旁边，递给我一个金属杯子。里面是某种液体，冒着微弱的热气。
“咖啡，”他说，“最后一点。炊事班从被打坏的卡车里抢救出来的。”
我接过杯子，双手环抱，感受那点微弱的热量。咖啡已经半凉，味道像烧焦的木头和泥土，但至少是热的。
我们沉默地坐着，看着雪落。远处，偶尔有炮声传来，沉闷而遥远，仿佛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你睡不着。”威廉最终说。这不是问题。
“你也一样。”
他点点头，点燃一支烟——也是最后的几支之一。“我在想奥托。”
奥托·舒尔茨，我们的第一任炮手，1939年在波兰牺牲。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得像是另一个人的回忆。那时的战争还有形状，有开始和可能的结束。我们穿着干净的制服，坦克是新刷的漆，每个人都相信元首，相信德国不可战胜。
“奥托才十九岁，”威廉吐出一口烟，烟在寒风中迅速消散，“有时我在想，如果他活到现在，看到这一切，他会怎么想。”
“也许他会像埃里希一样，”我说，“年轻，有天赋，相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
“也许他会像我们一样，”威廉看着远方，“只是努力活到明天。”
埃里希这时也从坦克里爬了出来。他的眼睛下有深深的黑影，年轻的面容在短短几周内成熟了十年。他默默坐在我另一侧，接过威廉递来的烟——他平时不抽烟的。
“我梦到了昨天那个坦克车长，”埃里希突然说，声音很轻，几乎被雪落的声音淹没，“他在我梦里问：‘为什么？’”
“为什么什么？”威廉问。
“为什么我们要在离莫斯科这么近的地方互相残杀？为什么他的孩子再也见不到父亲？为什么我们回不了家？”埃里希深吸一口烟，然后剧烈咳嗽起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们都沉默了。雪继续下着，落在我们的肩头，头发上，很快积了薄薄一层。
弗兰茨也从坦克里出来，手里拿着两片硬面包。他分给我们，然后也坐下来。我们四个人，坐在破损的坦克上，在莫斯科郊外的雪中，分享着最后的咖啡和面包，像一群迷失在荒野中的孩子。
“我哥哥在非洲军团，”弗兰茨突然说，他很少谈论家人，“上次收到信是三个月前。他说那里很热，太阳毒得像火炉，沙子钻进一切东西里。”他顿了顿，“有时我在零下二十度的这里，会嫉妒他。”
荒诞的对比。在俄罗斯冻死，或在北非热死，战争的两种极端死法。
“至少他能看到星星，”埃里希说，“这里的天空永远是灰的，云层低得好像要压下来。”
“你在想念星空？”威廉问，语气中有一丝罕见的温柔。
埃里希点点头：“在家里，在慕尼黑郊外，冬天的星空很清晰。我和我弟弟会躺在雪地里，寻找星座。他说他将来要当天文学家。”他的声音越来越小，“现在他在家里，而我在莫斯科郊外，也许永远回不去告诉他，俄罗斯的冬天没有星星。”
弗兰茨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已经磨损得几乎看不清，但还能辨认出是一个年轻女子和两个孩子的笑脸。“我的妻子和女儿，”他说，手指轻轻触摸照片表面，“小女儿出生时我还在法国，只见过照片。现在她一岁半了，应该会走路，会叫爸爸了——如果她还记得我的话。”
我们传看着照片。照片里的女人笑着，眼神中有希望。孩子们天真无邪。那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我们曾经属于但可能再也回不去的世界。
“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埃里希突然问，声音里有种我从未听过的绝望，“真的只是为了‘生存空间’吗？为了德国人的未来？但如果我们都死在这里，德国还有未来吗？”
这是危险的问题。在军中，质疑战争目的是绝对禁止的。但在这里，在莫斯科郊外的雪中，在经历了昨天的一切后，禁忌失去了意义。
“我不知道，”威廉诚实地说，“起初我相信。在波兰，在法国，我看到我们迅速胜利，我以为这是德国复兴的证明。但现在……”他摊开双手，这个简单的动作包含了所有未言之意。
我想起军官学校的教官说过的话：“士兵不需要理解战争的深层原因，只需要执行命令。”但当你每天看着人们死去，当你自己离死亡如此之近，当你开始怀疑自己能否活到明天时，执行命令就远远不够了。你需要一个理由，一个比“命令”更重大的理由，来证明这一切牺牲的合理性。
“也许根本就没有意义，”弗兰茨低声说，“也许战争就像雪崩，一旦开始，就只是重力作用，直到能量耗尽。我们只是被卷进去的尘埃。”
这个比喻太贴切，也太令人绝望。如果战争只是自然现象，没有意义，没有目的，那么死在这里的人就只是统计数字，我们的恐惧和痛苦就只是无意义的神经反应。
远处传来苏军广播的声音，时断时续。又是红场阅兵的录音，斯大林的声音在风雪中扭曲变形：“……伟大的卫国战争……保卫祖国……法西斯侵略者注定失败……”
“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埃里希说，“保卫家园。这至少是一个理由。”
“我们也在为祖国而战。”弗兰茨反驳，但声音缺乏力量。
“是吗？”埃里希转头看他，“德国离这里一千五百公里。我们的祖国需要莫斯科郊外的这片冻土吗？”
没有人回答。雪下得更大了，风也开始呼啸，卷起地上的积雪，形成短暂的白色漩涡。
“我害怕，”埃里希承认，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不是害怕死亡本身，而是害怕死得没有意义。害怕多年后，有人问‘那些死在俄罗斯的德国士兵是为了什么’，而答案只是‘一场失败的侵略’。”
威廉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个简单的动作胜过千言万语。
“也许意义不在于战争的目的，”我最终开口，选择着词语，“而在于我们如何战斗。不在于为什么而死，而在于如何活，直到那一刻。”
他们都看着我。
“昨天，那辆三号坦克被击中时，”我继续说，声音平静得让自己都惊讶，“车长是克劳斯，你们记得吗？他可以选择先逃跑，但他留下来用机枪掩护其他人。他本可以活下来。”
我记得克劳斯的眼睛，在火焰的映照下，出奇地平静。他对我点了点头，然后继续射击，直到第二发炮弹结束一切。
“也许那就是意义，”我说，“在无意义的混乱中，保持人性。在毁灭中，选择拯救。在地狱中，依然是人。”
这个想法薄弱得像蜘蛛丝，但在此刻的绝望中，它是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我们沉默地坐了很长时间。雪覆盖了我们，仿佛要将我们也变成风景的一部分。远处，炮声又响了几次，然后停止。一天结束了，或者还没真正开始——在冬天的俄罗斯前线，白天和黑夜的界限模糊不清。
最终，我们爬回坦克。里面只比外面稍微暖和一点，但至少能遮挡风雪。我们将分享最后的热量，等待下一个命令，下一次战斗，或者，只是等待。
那天晚上，我在冻僵的手指勉强还能握笔时，写下：
“1941年11月11日，莫斯科郊外雪中。今天没有战斗，只有雪和沉默。我们谈论了死亡、意义和家。没有结论，只有问题。埃里希的恐惧，弗兰茨的思念，威廉的务实，我的疑惑——我们代表了战争中的四种状态。克劳斯的死让我明白：也许战争的终极恐怖不是死亡，而是意义的丧失。当人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为何而死时，死亡就成了纯粹的虚无。我们在寻找抵抗这种虚无的东西，无论是家庭的记忆，战友的情谊，还是仅仅坚持到明天的意志。莫斯科还在那里，但已经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目标，而是变成了某种象征——不是胜利的象征，而是我们所有牺牲和困惑的焦点。今夜气温零下二十八度，我们五人挤在坦克里，靠彼此的体温生存。也许这就是全部的意义：在无意义的战争中，保持人性；在绝对的寒冷中，分享温暖；在确定的死亡面前，选择再活一天。”
我合上笔记本，把它贴胸放着，希望能用体温防止墨水冻结。然后我闭上眼睛，不是睡觉，只是休息，在战斗的间歇，在雪的覆盖下，在沉默的重量中，等待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