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团滚蛋的第二天，怪事就接二连三地冒出来，跟商量好了似的。
先是锅炉房后面那口用了十几年的深水井。管水的老王头早起打水，一筲下去，提上来就觉得不对——水烫手！不是开水的滚烫，是那种四五十度、摸久了会发红的温热。井绳都跟着冒热气。老王头以为是锅炉房渗了热水，围着井台转了三圈，没发现漏。舀一瓢尝尝，没异味，就是温的。
接着是厂区东头围墙外一片荒地上，夜里巡逻的民兵听到一种“咕噜……咕噜……”的闷响，像有什么大东西在很深的地底下打嗝。拿手电一照，地面啥也没有，但趴下去耳朵贴地，能感觉到极其微弱的、隔一会儿来一下的震动，不是地震那种乱晃，更像是有人拿个大锤子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下，一下，有节奏地砸地心。
厂里看仓库的那条叫“黑子”的老土狗，平时夜里睡得呼噜震天响，这几天一到后半夜两点来钟，准时就爬起来，跑到仓库后墙根，对着后山方向，不叫，就是喉咙里发出那种压抑的、像哭又像警告的“呜呜”声，浑身毛奓着，拉都拉不走。
保卫科和厂技术科联合起来查了一圈。水温异常就那口井，别的水井正常。地下闷响和震动时有时无，拿最土的水平仪和自制的简易地震仪（其实就是个摆锤加放大镜）测，能记录到极其微弱的波动，周期不太规律，但大体上跟那天高压釜出问题的时段能对上点。黑子对的方向，正好是后山防炮洞——藏关键试块的地方。
“守山人”被请来“会诊”。他绕着那口温井转了两圈，又去听了听地下的“咕噜”声，最后蹲下摸了摸黑子的脑袋，半晌没说话。
“老师傅，这……这到底是咋回事？”雷科长现在对这位神出鬼没的“顾问”客气多了。
“地气乱了。”“守山人”言简意赅，“就跟人身上气血不通，有的地方发热，有的地方抽筋一个道理。你们那高压釜，加上老毛子的‘探针’，等于在这块地的‘穴位’上又扎针又通电，本来睡着的气脉被搅和醒了，自个儿在那儿不顺当地‘翻腾’呢。井水通着深层水脉，所以热了；地底下气脉不顺，所以‘打嗝’；狗鼻子灵，耳朵尖，感觉到不对头的气味和声音了。”
这解释玄乎其玄，但结合眼前这些没法用常理解释的现象，竟让人无法反驳。
“那……严重不？会不会出大事？比如……地陷或者喷火啥的？”雷科长脸都白了。
“现在看，就是‘起床气’，翻个身，打个嗝。” “守山人”摇摇头，“但要是再不知轻重地乱捅咕，把它彻底惹毛了，那就难说了。山体滑坡？小范围地裂？都有可能。最麻烦的不是这个，是这动静已经留下了‘痕迹’。懂行的人，顺着这些痕迹，就能摸到这里来。”
这话让所有人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更大的压力来自上面。关于“星火”项目的争论已经白热化。一份措辞严厉的内部通报下来了，批评厂里“管理不严，存在泄密风险”，要求彻查专家团参观期间“有无不当技术交流”。同时，要求项目组立即提交一份全面的、最终的技术风险评估与未来路线建议报告，直接报送最高决策层。
楚云飞和林望山把自己关在平房里，三天没怎么合眼。桌上是堆积如山的实验数据、理论推导草稿，还有那几块让他们又爱又怕的关键试块。是承认材料的“活性”风险巨大，建议暂停或转向纯理论研究？还是强调其战略价值，建议在更严密防护下继续探索？每一个字都重如千斤。
苏梅的调令也下来了，去厂工会当干事，算是离开了核心圈。临走前，她眼睛红肿，悄悄把林爱国叫到没人的角落，塞给他一张揉得发皱的纸条。
“爱国，姐对不起组织，也对不起你爸和楚工。”苏梅声音哽咽，“这地址……是我妈临终前偷偷告诉我的，说我爸失踪前，跟这个人有过联系，好像是什么地质调查队的，后来也没消息了。我知道我不该再碰这些，但……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纸条你拿着，千万别跟人说是我给的。你……你自己好好的，别学我。”她说完，匆匆转身走了。
林爱国展开纸条，上面是用钢笔写的，字迹娟秀：“江省玉山县石头沟公社，李青山（或知情）。” 他默默记下，把纸条撕碎，扔进了旁边的炼钢炉进料口。
而“守山人”对林爱国的“训练”，就在这种内外交困的诡异气氛中开始了。训练场不在教室，就在厂区各处。
“听见那鼓风机响没？”“守山人”指着轧钢车间窗外巨大的排风扇，“嗡嗡声里头，有个固定的基频。你试着找找，然后心里默念点别的，念圆周率，或者背段毛主席语录，用你念的节奏，去‘盖’住那个嗡嗡声的感觉。不是真盖住，是让你脑子分神，别老被那些乱七八糟的‘感觉’牵着走。”
林爱国尝试，一开始很难，脑子里的杂音和窗外的噪音拧成一团。但慢慢找到点门道，当他集中精神背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时，对脚下深处那若有若无的“咕噜”声的感知，似乎真的模糊了一点点。
“守山人”又带他到厂后的小河边，让他把手浸在冰冷的河水里，感受水流的速度和温度变化。“水能带走很多东西，包括一些‘杂念’。你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就想想这河水的流动，凉的，往低处走的，把它当成你脑子里那些乱窜的‘气’的出口。”
方法土得掉渣，近乎心理暗示，但林爱国配合着自己从未来带来的、对自身状态的了解，竟觉得有些效果。他对体内那把“钥匙”带来的烦扰，似乎有了一点微弱的掌控感，不再是完全被动的承受。
就在“星火”报告即将定稿、人心惶惶之际，厂部又接到一封不同寻常的信函。牛皮纸信封，盖着外交邮戳，落款是一个花体英文的基金会名称，翻译过来是“欧罗巴科学与人文探索基金会”。信是中文的，语气彬彬有礼，先是对中国同志在艰苦条件下的科研精神表示钦佩，接着表达了他们对“特种材料在极端物理条件下的行为研究”的“浓厚学术兴趣”。
信中写道：“……我们了解到，贵方在此领域可能面临一些技术上的挑战，尤其是高端非侵入式检测手段的缺乏。我基金会愿本着纯粹的科学精神与国际主义情怀，提供一套先进的、无损的‘多物理场耦合原位分析系统’供贵方使用，并安排相关领域的顶尖学者进行线上或实地交流，分享我们在相关领域的初步心得……我们坚信，科学的果实应由全人类共享，而不应被狭隘的地缘政治或单一的研究范式所垄断。”
信末，还“不经意”地提到：“据悉，近期有来自北方的同行对贵方工作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其研究方法或许带有某些历史惯性下的‘强制表征’色彩，未必符合材料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我们对此深表关切。”
这封信像一颗投入死水的石子，激起了新的涟漪。提供先进设备？学术交流？关切苏联的“强制表征”？字里行间，透着一种“我们才是真正搞科学”、“我们能帮你们”、“要小心苏联人”的意味。
厂领导不敢擅专，立刻连同“星火”报告一起，向上级做了汇报。
楚云飞看着那封信的抄送件，冷笑：“刚走了一群狼，又来了一只笑面狐狸。欧罗巴基金会？听着好听，谁知道皮下是骡子是马。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缺什么设备？又怎么知道苏联人来了？消息也太灵通了。”
林望山则更忧虑：“现在怎么办？报告还没交，又多了这么个‘选项’。是福是祸？”
林爱国没说话，他想起未来IpE的全球网络，想起苏芷兰。这个“欧罗巴基金会”，会不会是IpE在1965年的某种前身或关联机构？他们也在全球搜寻“异常节点”和“特殊人才”？
历史的岔路口，迷雾重重。
“星火”是熄灭，是转向，还是在更猛烈的风暴中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