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纪委大楼坐落在省委大院深处，是一栋独立的六层建筑，外墙是肃穆的深灰色。周一早晨七点半，苏清越站在大楼前，仰头看着楼顶的国徽，深吸了一口气——这里的氛围与法院、政法委都不同，更加内敛，更加安静，连门口站岗的武警都比其他单位更严肃。
门禁需要刷工作证，她的新证件还没做好，只能在接待处登记。工作人员核验了她的调令，递过来一个临时通行证：“苏清越同志，研究室的王主任在401办公室等您。”
电梯里遇到几个人，都穿着深色夹克或西装，表情严肃，低声交谈着工作。没有人闲聊，也没有人看手机。这种气氛让苏清越不自觉挺直了腰背。
401办公室的门开着。王主任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正在看文件。听见敲门声，他抬起头，推了推眼镜：“小苏来了？坐。”
办公室不大，书架上摆满了党纪条规和监察法规。墙上挂着一幅字：“打铁必须自身硬”。
“欢迎你来研究室工作。”王主任站起身，倒了杯水，“你的履历我看过，很丰富。从审判一线到综合协调，现在来纪检监察机关，这样的经历很难得。”
“谢谢王主任，我会尽快熟悉工作。”
“不着急，先学习。”王主任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这是《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你先看一周，把基本制度和程序搞清楚。”
他又拿出一份文件：“这是你参与的第一个课题——《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纪法衔接机制研究》。课题组还有三位同志，你是第四位。本周五开第一次研讨会。”
苏清越接过材料，厚厚一沓，至少有三百页。
“另外，”王主任顿了顿，“虽然你在研究室工作，但纪检监察机关有特殊要求。有些规定你要特别注意：一是保密纪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二是工作纪律，案件情况一律不得对外透露；三是生活纪律，八小时之外也要注意形象。明白吗？”
“明白。”
“好，你的办公室在405，和小林一起。去吧。”
405办公室已经有人在。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女干部，短发，戴着眼镜，正对着电脑打字。看见苏清越进来，她站起身：“你是苏清越？我是林晓梅，比你早来两年。王主任让我帮你熟悉情况。”
“林老师好，请多指教。”
“别叫老师，叫我晓梅就行。”林晓梅指了指靠窗的办公桌，“这是你的位置。电脑已经配好了，内网权限需要王主任审批后才能开通，大概要两天。”
苏清越放下东西。办公室很简洁，两张办公桌，两个文件柜，墙上挂着工作职责和保密规定。
“王主任让你先学习是吧？”林晓梅从自己抽屉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这是我刚来时记的要点，可能对你有帮助。”
苏清越接过来，翻开一看，密密麻麻记满了纪检监察工作的基本知识：问题线索处置流程、谈话函询程序、初步核实要求、审查调查规范……
“太感谢了。”
“不客气。咱们研究室虽然不直接办案，但要为办案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林晓梅说，“你的第一个课题是纪法衔接？这个课题很重要，也很有难度。”
“难在哪里？”
“难在理论和实践有差距。”林晓梅压低声音，“理论上，监察机关调查的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要无缝对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但实践中，证据标准、程序要求、文书规范都有差异。改革还在深化过程中，很多问题还在探索。”
苏清越若有所思。这和她推动的政法协同有相似之处——都是要打通制度壁垒，实现顺畅衔接。
接下来的三天，她埋头学习。白天看法规条例，晚上研究案例材料。她发现纪检监察工作与司法工作有很大不同：司法强调“不告不理”，是被动裁判；纪检监察强调“主动监督”，要发现问题线索。司法追求“法律事实”，纪检监察还要看“政治效果”。
周四下午，她接到通知：王主任让她去会议室，有案情讨论会需要她参加。
会议室里坐着七八个人，都是研究室的同事。王主任主持会议：“今天讨论的是近期办结的一个国企负责人违纪违法案。案件已经移送检察院，但在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上，检法两家有些不同意见。我们研究一下，为下一步的纪法衔接研究提供实践参考。”
案件材料发下来。苏清越快速浏览——这是一起典型的“靠企吃企”案件，国企负责人在设备采购、工程建设中为亲属谋利，还违规兼职取酬。纪委监委调查后，以涉嫌受贿罪、贪污罪移送检察机关。
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违规兼职取酬的定性，是违纪还是违法？二是为亲属谋利但未直接收受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
“苏清越同志，你是学法律出身的，又在法院工作过。”王主任点名，“从司法角度看，这些问题怎么把握？”
所有人的目光转过来。
苏清越整理了一下思路：“第一个问题，违规兼职取酬。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国家工作人员违规兼职取酬，如果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可能构成受贿；如果只是违规取酬，没有为他人谋利，一般按违纪处理。本案中，要看兼职单位与该国企是否有业务往来，行为人是否利用职务影响力为兼职单位谋利。”
“第二个问题，为亲属谋利。如果行为人直接收受了亲属给予的好处，构成受贿；如果没有直接收受，但亲属获得了巨额利益，可能涉嫌滥用职权或者违反廉洁纪律。关键要查明行为人与亲属之间是否有财产混同、利益输送。”
她顿了顿：“从证据角度看，这类案件往往间接证据多，直接证据少。需要建立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和行为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王主任点点头：“分析得很专业。小苏，你把这些观点整理成书面材料，作为课题组的研究素材。”
“好的。”
讨论会结束后，林晓梅对她说：“你真厉害，第一次参加讨论就能说到点子上。”
“我只是从法律角度分析，实际情况可能更复杂。”
“法律角度很重要。”林晓梅说，“纪检监察工作既要讲政治，也要讲法治。你这种法律背景的同志，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政策法律界限。”
晚上下班时，苏清越在电梯里遇见了周维。他穿着纪委的深色夹克，手里拿着公文包，看见她时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苏清越同志。”
“周维同志。”她也公事公办地回应。
电梯里还有其他人，两人没再说话。但出电梯时，周维低声说：“晚上八点，老地方？”
“好。”
老地方是纪委宿舍附近的一家小书店，二楼有咖啡座，很安静。两人各自吃过晚饭后，在那里碰面。
“第一天感觉怎么样？”周维问。
“还在适应。氛围很不一样。”
“纪委是这样的。”周维搅动着咖啡，“你以前在法院，当事人来找你是寻求救济；在政法委，各部门来找你是协调工作；在这里，被调查对象见到你，心里想的是怎么对抗组织审查。角色完全不同。”
“我能感觉到。”苏清越说，“今天参加案情讨论会，看到那些违纪违法事实，心情很沉重。有些干部曾经很优秀，却一步步滑向深渊。”
“所以监督很重要。”周维看着她，“监督不是不信任干部，而是保护干部。早提醒、早纠正，就不会发展到违法犯罪的地步。这就是‘四种形态’的要义。”
苏清越想起学习材料中的内容：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你们办案时，会考虑这些吗？”
“当然考虑。”周维说，“我办的案子，每个都要写‘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分析报告。特别是最近强调‘三个区分开来’，要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这比单纯办案难多了。”
两人聊了一个小时，都是工作上的事。临走时，周维说：“清越，在单位我们要注意影响。以后除非必要，尽量不在单位碰面。下班后……也尽量少一起出现。”
“我明白。”苏清越点头，“工作第一。”
周五上午，课题组的第一次研讨会。除了王主任和苏清越，还有两位同志：一位是政策法规室的老张，五十多岁，参与过监察体制改革方案起草；一位是案件审理室的小刘，三十出头，有多年办案经验。
王主任先介绍了课题背景：“监察体制改革已经完成了机构整合、人员转隶，现在进入‘深度融合’阶段。深度融合的核心之一，就是纪法衔接。这个课题要研究三个问题：一是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二是党纪处分与政务处分的衔接，三是监督检查与审查调查的衔接。”
老张先发言：“我研究过试点地区的情况。最大的问题是证据标准不统一。监察机关调查收集的证据，到了检察、法院环节，有时候不被采信。主要争议在言词证据——谈话笔录、讯问笔录的证明力问题。”
小刘从实务角度补充：“还有强制措施的衔接。监委的留置措施结束后，如何与检察机关的强制措施衔接？时间怎么计算？涉案财物怎么移交？这些都是实际问题。”
轮到苏清越时，她从司法角度分析：“刑事司法强调非法证据排除、疑罪从无。监察调查收集的证据要转化为刑事证据，必须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建议制定《监察调查取证规范》，明确各类证据的收集、固定、保存标准，与刑事司法标准接轨。”
“另外，”她继续说，“可以探索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机制。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提前熟悉案情，对证据收集提出建议。这样既保证了调查质量，也减少了后续环节的争议。”
王主任认真记录：“这个思路很好。小苏，你负责起草‘纪法衔接的证据标准’部分。下周五前拿出初稿。”
“好的。”
散会后，老张对她说：“小苏，你虽然年轻，但看问题很准。证据标准确实是核心问题。我以前在检察院工作过，深有体会。”
“还要向您多学习。”
下午，苏清越开始收集资料。她调阅了近两年监委移送给检察机关的案件数据，发现不起诉率在5%左右，其中因证据问题不起诉的占七成。她又研究了相关判例，发现法院对监委收集的证据，采信率在90%以上，但对言词证据的审查明显更严格。
问题确实存在。
晚上加班时，她接到一个电话。是东州市试点办公室的小张。
“苏主任，有个情况要向您汇报。鑫旺化工的修复工程，进展不太顺利。”
“什么问题？”
“企业虽然出了钱，但施工队偷工减料。农业局的专家去检查，发现修复植物的成活率只有30%，远低于标准要求的80%。”小张的声音很焦急，“环保局发了整改通知，但企业拖着不办。法院那边说，如果再不整改，就要启动强制执行程序。”
苏清越皱起眉头。她没想到，连判决后的修复都这么难落实。
“协同机制能用上吗？”
“用了，各部门都在催，但企业就是不动。听说……他们找了关系，想让市里领导打招呼。”
“找谁？”
“不清楚，但传言说是找的市委某位领导。”
苏清越心里一沉。如果真是这样，问题就更复杂了。
“这样，你明天上午把情况形成书面报告，通过协同平台推送给我。我看看怎么协调。”
“好的。”
挂了电话，苏清越陷入沉思。她想起周维曾经说过的话：“监督很重要。早提醒、早纠正，就不会发展到违法犯罪的地步。”
鑫旺化工的问题，是不是也需要监督介入？如果企业真的通过关系干扰司法执行，那就不是简单的民事案件了。
她打开电脑，在课题研究笔记中加了一条：“监察机关如何监督司法判决的执行？特别是涉及公共利益的环境案件，当执行遇到阻力时，监察机关能否介入？”
这个问题，她要在课题研究中深入思考。
窗外，夜色渐深。省纪委大楼里还有不少办公室亮着灯。苏清越知道，那些灯下，是和她一样的纪检监察干部，在研究政策，分析案情，思考如何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责。
而她，也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
这条路，比她想象的更艰难，但也更有意义。
因为她守护的，不仅是法律的尊严，还有党的纪律，是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信任。
关掉电脑时，她对自己说：“苏清越，加油。在新的岗位上，继续为法治、为公正、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夜色中，省纪委大楼的轮廓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庄严。
而她的新征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