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骑常侍贺琛向皇帝上书，说了四件事儿：
第一件事，他觉得“现在北边的敌人已经臣服，正是休养生息、教化百姓的好时候，可天下的户口却在减少，边境地区尤其严重。郡受不了州的过度管控，县又受不了郡的层层盘剥，上下互相折腾，就知道征敛赋税。老百姓实在受不了，都想着往外跑，这难道不是地方官员的过错吗？东边地区户口空虚，都是因为朝廷派出去的使者太多太频繁，不管多偏远的地方都要跑到。每次来个使者，当地就被搅得鸡飞狗跳。那些老实的地方官，只能眼睁睁看着使者搜刮；而那些狡猾的官员，还借着这个机会更加贪婪残暴。就算有清廉公正的官员，也会被郡里牵制。这样一来，就算年年下让百姓恢复生产的诏书，反复给减免赋税的恩惠，老百姓也没法回到自己的家乡。”
第二件事，贺琛认为“现在天下的地方官员之所以贪婪残暴，主要是因为社会风俗太奢侈了。现在大家办个宴会，都互相攀比炫耀。水果堆得像小山，菜肴摆得像华丽的绸缎，一个露台的产出，还不够一次宴会的花费。可宾主之间，不过吃个肚子饱，还没等离开厅堂，那些食物就像垃圾一样被丢弃了。而且，养歌妓的人也不管自己什么身份地位，当官管理百姓的人，搜刮钱财多达上亿，离任回家后，没几年就把钱都花在吃喝宴请、歌舞享乐上了。耗费的东西堆积如山，可快乐就那么一会儿。完了还嫌之前搜刮得少，就像给老虎添了翅膀，变本加厉地去掠夺，这是多么荒谬啊！其他各种奢侈的行为，各行各业都有，还习以为常，越来越严重。在这种环境下，想让官员保持廉洁，怎么可能呢！真应该严格禁止，引导大家节俭，检举那些浮华浪费的行为，让大家改变风气。其实老百姓自己也担心失去操守，只是觉得比不上别人，所以才勉强跟风。要是能把淳朴节俭放在首位，就能纠正这种浮夸的风气了。”
第三件事，贺琛说“陛下为天下忧心，不辞辛劳，以至于各个部门都来奏事。但有些见识短浅的人，既然能在陛下跟前汇报，就想着耍手段争着往上爬，根本不考虑国家大局，也不心存宽容体谅。就知道挑毛病，把小事都掰开揉碎，以严厉苛刻为能耐，以监督追究为目的。表面上好像是在奉公办事，实际上是在作威作福。这样一来，犯罪的人多了，想办法逃避的人也更多了，弊病和奸邪越来越严重，根源就在这儿。真心希望能要求官员们做到公平公正，去除他们进谗言、搞邪恶的心思，这样就能让下面安稳，上面太平，也不会有投机取巧的隐患了。”
第四件事，贺琛提到“如今天下太平无事，可还是忙得不可开交，应该精简事务、节省开支。事务精简了，百姓就能休养生息；开支节省了，财富就能积累起来。应该让各个部门检查自己所管的事务：凡是京城的治所、官署、府邸、店铺，以及国家礼仪、军备，还有各地的屯所、驿站、官邸等，有该废除的就废除，该减少的就减少；那些不是急需的工程建造，能缓一缓的征收征调，都应该停下来，节省开支，让百姓休息。积累财富，是为了以后有大用处；养护百姓，是为了以后有大作为。要是说小事不会浪费钱财，那这样的小事一年到头都不会停；要是说小的劳役不妨碍百姓，那这样的劳役一年到头也不会停。这样下去，就别想谈什么富强和谋划远大目标了。”
贺琛的启奏呈上去后，皇帝大怒，把主书叫到跟前，口述敕书来责备贺琛。大致意思是说：“朕统治天下四十多年了，每天都能看到大臣们通过公车署呈上来的正直言论，他们说的事和你说的没什么不同。朕常常因为事务繁忙，反而更加困惑。你不应该把自己和那些无能之辈一样看待，只图个虚名，在外面宣扬说‘我能上书言事，只可惜朝廷不采纳’。你为什么不把事情说清楚：哪个刺史横行残暴，哪个太守贪婪残忍，尚书、兰台里谁奸诈狡猾，使者又是如何搜刮，他们都叫什么名字？收受和给予的人又是谁？把事情说明白了，朕就能把这些人撤职查办，重新选拔优秀的人才。还有，士人和百姓饮食奢侈，如果要严厉禁止，那些密室深宅里的情况，怎么能知道呢？要是挨家挨户去搜查，恐怕只会增加苛刻的滋扰。要是说朝廷有奢侈行为，朕可没有。以前祭祀用的牲畜，早就不宰杀了，朝廷举行朝会，也只是用些蔬菜罢了；要是再减少，肯定会有人像《蟋蟀》诗里那样讥讽朕吝啬。要是你说的是做功德的事，那些都是园子里种的东西，把一个瓜变出几十种花样，把一种菜做出几十种味道；因为变化多，又有什么坏处呢！
“朕如果不是参加公家宴会，就不吃国家供应的食物，这已经很多年了；甚至宫里的人，也不吃国家供应的食物。凡是建造什么东西，都不调用材官和国家工匠，都是花钱雇佣来完成的。人的勇敢和怯懦各不相同，贪婪和廉洁也各有差别，这也不是朝廷给他们助长的。你觉得朝廷荒谬，那你自己好好想想导致荒谬的原因！你说‘应该用节俭来引导’，朕已经三十多年没有亲近女色了，住的地方不过一张床那么大，宫里也不摆放什么雕饰之物；朕生来不喝酒，也不喜欢音乐，所以朝廷举办的小型宴会，从来都不奏乐，这是各位贤能之士都看到的。朕三更天就起来处理事务，根据事情多少，事少的话午前就能处理完，事多的话太阳偏西了才吃饭，一天就吃一顿，不分白天黑夜。以前朕腰围超过十围，现在瘦得只有两尺多，以前的腰带还在，这可不是瞎说。朕这么做是为了谁呢？还不是为了拯救百姓嘛！
“你又说‘各个部门都来奏事，都在耍手段争着往上爬’，现在不让外面的人来奏事，那谁来承担这个职责呢！专门委任给某个人，又怎么能行呢？古人说：‘只听一个人的话容易产生奸邪，只任用一个人会造成祸乱。’秦二世把权力交给赵高，汉元后把权力托付给王莽，他们指鹿为马，这能效仿吗？你说‘挑毛病’，又是指谁呢？‘掰开揉碎’，又是指什么事呢？治所、官署、府邸、店铺等，哪些该废除？哪些该减少？哪些地方的建造不是急需？哪些地方的征收征调可以缓一缓？把这些事情都列出来，详细上奏给朕听！富国强兵的办法，让百姓休息、减少劳役的措施，都要详细列举！如果不详细列举，那就是欺骗朝廷。朕等着看你的再次上奏，到时候再仔细阅览，交给尚书，向全国颁布，希望能在今天再次看到革新的美好景象。”贺琛只能谢罪，不敢再说什么了。
【内核解读】
贺琛谏言与梁武帝拒谏：一场暴露南朝政治困局的对话
南朝梁武帝时期，散骑常侍贺琛的四事谏言与梁武帝的激烈回应，堪称一面映照南朝政治生态的明镜。这段对话不仅揭示了梁末社会的深层危机，更暴露了帝王专制下谏言与纳谏的结构性矛盾，其历史启示至今仍值得深思。
贺琛谏言：切中时弊的现实批判
贺琛的四条谏言精准捕捉到了梁朝统治的核心病灶。
其一直指基层统治的崩坏：地方州郡层层盘剥，官吏借使命之名鱼肉百姓，导致户口流失、民不聊生。这种“牧守之过”的背后，是中央对地方失控的治理困局，即便朝廷屡下免税复业诏令，也难抵基层官吏的系统性贪腐。
其二聚焦社会风气的奢靡之弊。贺琛痛斥官场宴饮竞奢、畜妓无度的歪风，尖锐指出“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的逻辑悖论。当“燕饮之物、歌谣之具”消耗官吏巨额财富，当奢靡成为社交刚需，廉政便成了空中楼阁。这种对“风俗侈靡”的批判，实则触及了官僚集团价值观的集体堕落。
其三揭露了朝堂政治的异化。“斗筲之人”借奏事之机诡竞求进，以“吹毛求疵”为能事，将行政权力异化为威福工具。这种“以深刻为能，以绳逐为务”的官场生态，导致“长弊增奸”，背离了治国理政的根本目的，反映出中央决策系统的机能失调。
其四提出“省事息费”的务实主张，呼吁精简机构、停罢非急兴造，通过节流实现“民养财聚”。这一建议直击财政虚耗的痛点，却也最考验统治者的自我克制能力。
四条谏言层层递进，从基层治理到社会风气，从朝堂生态到财政政策，构成了对梁朝统治的全面诊断，展现了传统士大夫“致君尧舜”的担当与洞察力。
梁武帝回应：专制帝王的逻辑陷阱
面对切中要害的谏言，梁武帝的反应堪称典型的专制帝王式防御。他非但未反思纳谏，反而以近乎“逼供”的方式逐条反驳，暴露出三大认知误区：
一是拒绝抽象批判，苛求具体例证。要求贺琛指名道姓揭发“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贪残”，将系统性问题简化为个体贪腐。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维，本质上是用技术问题回避制度性缺陷，用个案处理替代系统改革。
二是以个人道德自证替代制度反思。梁武帝细数自己“绝房室三十余年”“居处不过一床之地”“日常一食”的“节俭”事迹，试图以个人品行反驳对朝政奢靡的批判。却不知帝王个人操守无法替代制度性的权力约束，更无法改变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惯性。
三是用极端案例否定合理建议。以“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为由拒绝简化政务，用赵高、王莽的极端案例否定“省事息费”的必要性，将制度优化与权力失控简单对立，最终陷入“因噎废食”的治理困境。
这种回应本质上是专制皇权的本能反应：将对制度的批判视为对个人权威的挑战，将系统性问题归咎于执行者而非体制缺陷，最终用情绪宣泄替代理性改革。
历史镜鉴：谏言困境背后的制度病灶
这场对话的结局——“琛但谢过而已，不敢复言”，揭示了传统专制体制下谏言机制的致命缺陷：当帝王将个人权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当批评被视为冒犯而非良药，当具体问题被转化为忠诚度测试，有效的政治纠错便无从谈起。
贺琛谏言的价值，在于其超越了对个体官吏的道德谴责，触及了“风俗侈靡”“诡竞求进”等结构性问题；而梁武帝的拒谏，则暴露了“朕即国家”体制下的改革困境——缺乏制度性纠错机制，全凭帝王个人觉悟，最终只能在“自我感觉良好”中走向危机。
梁朝的覆灭印证了贺琛的先见之明。这场对话也成为历史警示：一个健康的政治生态，需要容得下“抽象批判”的胸襟，需要区分个人品行与制度缺陷的理性，更需要将谏言转化为改革的机制，而非权力博弈的战场。这或许正是千年之后，我们重读这段史料的深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