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七月丁酉日，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来到隋炀帝的行宫朝见。己亥日，吐谷浑、高昌都派使者来进贡。
甲辰日，隋炀帝登上北楼，观看在河中捕鱼，还设宴款待百官。定襄太守周法尚到行宫朝见，太府卿元寿对隋炀帝说：“汉武帝出巡关外，旌旗绵延千里。如今在御营之外，我建议把军队分为二十四军，每天派遣一军出发，各军相距三十里，旗帜相互看得见，钲鼓之声相互听得到，首尾相连，千里不断，这也是出师的盛大场面啊。”周法尚说：“这样不行，军队绵延千里，途中山川阻隔，突然遇到意外情况，就会四分五裂；要是核心地带出事，首尾都不知道，道路险阻漫长，很难相互救援。虽然有这样的先例，但这其实是导致失败的做法。”隋炀帝听了不高兴，问：“那你觉得该怎么办？”周法尚说：“把军队结成方阵，四面朝外抵御，六宫以及百官家属都在方阵里面；如果发生变故，面对变故的那一面，就立即组织抵抗，从方阵内派出奇兵，到外面奋勇攻击，用车作为壁垒，再设置多重防御，这和据守城池，道理又有什么不同呢！要是作战取胜，就派出骑兵追击逃敌；万一失利，就坚守营地，我认为这才是万全之策。”隋炀帝说：“好！”于是任命周法尚为左武卫将军。
启民可汗又上表，说：“先帝可汗怜惜我，赐给我安义公主，让我各种物资都不缺乏。我的兄弟们嫉妒我，一起想杀我。那个时候，我走投无路，抬头看只有天，低头看只有地，只能把自己的性命交出去，归附先帝。先帝怜惜我快要死了，收养我并让我活下来，还让我做了大可汗，回去安抚突厥百姓。如今陛下统治天下，也像先帝一样养育我和突厥百姓，各种物资同样不缺乏。我承受陛下的大恩，言语都无法表达尽。我现在不再是以前的突厥可汗，而是陛下的臣民，我愿意率领部落改变衣服，和华夏人一样。”隋炀帝认为不行。秋季，七月辛亥日，隋炀帝赐给启民可汗玺书，告诉他“沙漠以北还没有平定，还需要征战，只要你存心恭敬顺从，何必改变服装呢？”
隋炀帝想向突厥炫耀，让宇文恺建造一个大帐，帐下可以容纳几千人。甲寅日，隋炀帝在城东登上大帐，安排好仪仗卫队，宴请启民可汗及其部落，还表演了散乐。那些胡人既惊讶又高兴，争相献上几千万头牛羊驼马。隋炀帝赐给启民可汗两千多万段帛，他手下的人也都按等级得到赏赐。又赐给启民可汗辂车、乘马、鼓吹幡旗，允许他朝拜时不称名，地位在诸侯王之上。
隋炀帝又下诏征发一百多万成年男子修筑长城，西边从榆林开始，东边到紫河。尚书左仆射苏威劝谏，隋炀帝不听，二十天就修筑完成了。隋炀帝征召散乐艺人时，太常卿高颎劝谏，隋炀帝也不听。高颎退下后，对太常丞李懿说：“周天元（周宣帝）因为喜好音乐而亡国，这前车之鉴不远，怎么能再这样呢！”高颎又觉得隋炀帝对待启民可汗过于优厚，对太府卿何稠说：“这个胡人很了解中原的虚实、山川的险易，恐怕会成为后患。”还对观王杨雄说：“近来朝廷太没有纲纪了。”礼部尚书宇文弼私下对高颎说：“把天元帝的奢侈和现在相比，现在不是更过分吗？”又说：“修筑长城这件事，幸好不是紧急事务。”光禄大夫贺若弼也私下议论宴请可汗太奢侈。这些话都被人上奏给隋炀帝。隋炀帝认为他们是在诽谤朝政，丙子日，高颎、宇文弼、贺若弼都因此获罪被杀，高颎的几个儿子被流放到边境，贺若弼的妻子儿女被没收为官奴婢。事情还牵连到苏威，苏威也因此被免官。
高颎有文韬武略，明白通达世事，自从受到重用，就竭诚尽忠，举荐正直贤良之人，把天下大事当作自己的责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都是高颎推荐的，其他立功做事的人数不胜数。他在朝中执政将近二十年，朝野上下都很佩服他，对他没有异议，国内能富足，高颎出力不少。等他死了，天下人没有不伤心的。
在这之前，萧琮因为萧皇后的缘故，很受隋炀帝亲近和重用，担任内史令，改封梁公，他宗族中五服以内的亲属，都根据才能得到提拔任用，萧家兄弟在朝廷中分布各处。萧琮性格淡泊高雅，不把职务放在心上，虽然身处他乡，见到北方的豪强贵族，也不低声下气。他和贺若弼关系很好，贺若弼被杀后，又有童谣说：“萧萧亦复起。”隋炀帝因此猜忌他，于是把他罢官回家，不久萧琮就去世了。
八月壬午日，隋炀帝的车驾从榆林出发，经过云中，逆着金河而上。当时天下太平，各种物资丰富充足，有五十多万士兵，十万匹马，旌旗、辎重绵延千里不断。隋炀帝让宇文恺等人建造观风行殿，上面可以容纳几百名侍卫，这个殿可以拆开组装，下面安装轮轴，移动起来很快。又建造行城，周长两千步，用木板做骨干，蒙上布，画上彩色图案，城楼、了望台等设施一应俱全。胡人惊讶地以为是神明，每次远远看到御营，在十里之外就屈膝下拜，不敢骑马。启民可汗准备好庐帐等待隋炀帝车驾。乙酉日，隋炀帝来到他的营帐，启民可汗捧着酒杯为隋炀帝祝寿，跪拜伏地，非常恭敬，王侯以下的人都在帐前袒胸割肉，不敢抬头看。隋炀帝非常高兴，赋诗说：“呼韩单于叩首来，屠耆王接踵而至；和汉武帝相比怎么样，他白白登上单于台。”皇后也到了义成公主的营帐。隋炀帝赐给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各一个金瓮，还有衣服、被褥、锦彩等，特勒以下的人，也都按等级得到赏赐。隋炀帝返回时，启民可汗跟着进入边塞，己丑日，隋炀帝送他回国。
八月癸巳日，隋炀帝进入楼烦关；壬寅日，到达太原，下诏修建晋阳宫。隋炀帝对御史大夫张衡说：“我想去你家，你可以为我做东。”张衡于是先快马赶到河内，准备好牛肉和酒。隋炀帝登上太行山，开辟了一条九十里的直道。九月己未日，到达济源，到了张衡家。隋炀帝喜欢那里的山水，留下来宴饮了三天，赏赐很丰厚。张衡又献上食物，隋炀帝下令把食物分赐给公卿，下到卫士，人人都能得到。己巳日，隋炀帝回到东都洛阳。
九月壬申日，任命齐王杨暕为河南尹；癸酉日，任命民部尚书杨文思为纳言。
冬季十月，隋炀帝下令河北各郡挑选三千多家有技艺的民户迁到东都，在洛水南岸设置了十二坊来安置他们。
西域的胡人很多到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让吏部侍郎裴矩掌管此事。裴矩知道隋炀帝喜欢谋划远方，每当有胡商到来，裴矩就诱导他们，询问各国的山川风俗、国王以及百姓的礼仪服饰，撰写了《西域图记》三卷，记录了四十四国的情况，入朝奏给隋炀帝。还另外绘制了地图，详细标注各处要害，从西倾山以西，纵横将近两万里，从敦煌出发，到西海，一共有三条道路，北道从伊吾走，中道从高昌走，南道从鄯善走，都汇聚到敦煌。并且说：“凭借国家的威德，将士的英勇，渡过蒙汜水，翻越昆仑山，易如反掌。只是突厥、吐谷浑分别控制着羌、胡等国，从中阻隔，所以他们不能来朝贡。
如今他们都通过商人暗中表达诚意，翘首以盼，愿意做我们的臣民。如果我们安抚他们，务必让他们安定和睦，派出使者，不动用武力，各蕃国顺从后，吐谷浑、突厥就可以消灭，统一戎狄和华夏，就在此举啊！”隋炀帝非常高兴，赐给裴矩五百段帛，每天都把裴矩召到御座前，亲自询问西域的事情。裴矩极力说“胡地有很多珍宝，吐谷浑很容易吞并。”隋炀帝于是感慨地羡慕秦始皇、汉武帝的功绩，一心想要打通西域；对四方边境的经营管理，都交给裴矩。
任命裴矩为黄门侍郎，又派他到张掖，招引胡人，用利益诱惑他们，劝说他们入朝。从此西域的胡人往来不断，所经过的郡县，迎接护送都疲惫不堪，耗费钱财数以万计，最终导致中原疲惫不堪，直至灭亡，这都是裴矩倡导的结果。
铁勒侵犯边境，隋炀帝派将军冯孝慈从敦煌出发迎击，作战不利。不久铁勒派使者来谢罪，请求投降；隋炀帝派裴矩去安抚他们。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聚焦于隋炀帝时期的一系列政治、军事与外交活动，字里行间折射出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轨迹，其中的历史逻辑与治理教训，即便放在今天看仍有深刻启示。
“炫富式外交”背后的国力虚耗
隋炀帝对突厥启民可汗的接待，堪称古代“面子工程”的典型。为彰显天朝上国威仪，他命人打造可容数千人的大帐，陈列盛大仪仗，用散乐表演震慑胡人，还赏赐启民可汗“帛二千万段”及大量珍宝。这种“夸示突厥”的操作，短期内换来了胡人的“骇悦”与臣服表态，却忽视了一个基本前提：所有赏赐与排场的成本，最终都转嫁到百姓身上。
启民可汗主动提出“变改衣服，一如华夏”，本是文化认同的积极信号，炀帝却以“碛北未静，犹须征战”为由拒绝——这看似务实，实则暴露了他更在意“威慑”而非“融合”的心态。他需要的是突厥作为“臣服范本”供四方观摩，而非真正的文化融合，这种功利性的外交思维，注定了其成本只会越来越高。
刚愎自用与人才凋零：专制皇权的致命伤
高颎、贺若弼等大臣的结局，是这段记载中最刺眼的部分。高颎作为隋朝开国元勋，曾推动一系列改革，为“开皇之治”奠定基础，却因批评炀帝“遇启民过厚”“长城之役非急务”，被冠以“诽谤朝政”的罪名诛杀，诸子流放、家产抄没。贺若弼、宇文弼也因私下议论“宴可汗太侈”遭同样下场。
这绝非简单的“忠言逆耳”，而是专制皇权下“一言堂”的必然恶果。炀帝不仅拒绝任何对其决策的质疑，更通过暴力手段清除异见者——这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朝廷失去了有经验、敢直言的治国能臣，决策失误无人纠正；二是官场形成“顺我者昌”的风气，后续裴矩“诱胡入朝”的投机行为，正是这种风气的产物。当权力失去制衡，再英明的君主也会陷入自我膨胀的陷阱，炀帝后期的穷兵黩武与奢侈无度，与此密不可分。
“扩张欲”与“民力极限”的失衡：隋朝灭亡的加速器
炀帝的野心不止于震慑突厥，他还想效仿秦皇汉武“混壹戎夏”，于是在裴矩的推动下，全力经略西域。裴矩通过诱导西域商人、编撰《西域图记》，迎合炀帝的“远略”，甚至提出“弗动兵车而诸蕃可服”的美好愿景。但现实是：西域诸国“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为支撑这种扩张，炀帝又征发百万丁男筑长城、造行殿行城、修直道，将百姓拖入无休止的劳役。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统治者的“理想”与社会的“承受力”严重脱节。秦皇汉武虽也有扩张，但均有休养生息的阶段缓冲；而炀帝在位期间，几乎同时推进征辽东、修运河、筑长城、通西域等大工程，完全无视“民力有限”的基本规律。正如高颎所担忧的，过度消耗不仅会掏空国库，更会激化社会矛盾——后来的隋末农民起义，根源正在于此。
局部理性难掩整体战略的迷失
值得注意的是，记载中并非全无理性声音。比如定襄太守周法尚反对“分兵千里”，提出“结为方陈，四面外拒”的防御策略，被炀帝采纳，这显示在具体军事问题上，隋朝仍有专业判断。但这种局部理性，无法弥补整体战略的错误：炀帝的核心目标不是“守成”而是“炫耀与扩张”，所有军事、外交举措都服务于这一目标，最终必然导致“局部正确”被“整体错误”吞噬。
结语：历史的镜鉴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教训，在于揭示了“权力不受约束”与“政策脱离实际”的致命性。炀帝的每一步操作——炫富外交、诛杀谏臣、强行扩张——都以“巩固皇权”“彰显国威”为名义，却一步步将王朝推向崩溃。它提醒我们：一个国家的强大，从来不是靠“面子工程”堆出来的，而是植根于对民生的敬畏、对异见的包容，以及对“理想”与“现实”的清醒平衡。正如古人所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民为邦本”的治理逻辑，始终是颠扑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