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都洛阳的初雪,细密而安静地覆盖了宫阙的飞檐斗拱,为这座权力之城披上了一层素洁的外衣。狄仁杰身着崭新的紫色宰相常服,立于凤阁(中书省)衙署的轩窗前,望着窗外银装素裹的庭院,面色沉静如水。骤登高位,并未带来丝毫喜悦,反而让他肩头的责任感愈发沉重。这凤阁鸾台,位极人臣,亦是风口浪尖。
连日来,他埋首于浩繁的卷宗之中,熟悉政务,厘清积弊。武周新立,万象更新之下,却也暗藏着诸多隐患,尤其是那经由铜匦制度助长、酷吏把持的告密之风,已渐成侵蚀朝纲、动摇国本的毒瘤。狱案频仍,多由构陷而起,朝臣人人自危,敢怒而不敢言。
这一日,在讨论几桩涉及地方官吏的“谋逆”案时,狄仁杰首次在政事堂会议上,清晰地表露了自己的立场。
“诸公,”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沉毅,“陛下革故鼎新,开创天授盛世,当以安定民心、稳固社稷为要。如今各地所报‘逆案’,臣细览卷宗,多有不实之处,或为挟私报复,或为酷吏罗织,证据牵强,难以服众。长此以往,恐伤陛下圣明,寒天下士民之心。”
他并未直接指斥酷吏,而是从案件本身证据不足、可能损害朝廷威信的角度切入,言辞恳切,有理有据。然而,在座的其他几位宰相,有的缄默不语,有的面露难色,更有与酷吏集团往来密切者,眼神中已流露出不以为然乃至隐隐的敌意。
“狄公此言差矣,”一位姓来的宰相捋须道,“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法。清除逆党,震慑不臣,乃巩固新朝之必需。若事事拘泥于常法,恐纵容奸佞,贻害无穷。”
“来相所言,固有其理。”狄仁杰目光平静地看向对方,“然‘巩固’二字,根基在于民心向背,在于律法公正。若凭罗织构陷便可定人生死,则人人自危,忠良钳口,岂是社稷之福?《周礼》有云:‘刑乱国用重典’,然我武周乃天命所归,万象更新,当示天下以宽仁,以法治,而非持续以‘乱国’之法待之。臣以为,当严令御史台、大理寺,复核诸案,重证据,轻口供,凡无实证者,应予平反,以安人心。”
他引经据典,将问题提升到了治国方略的层面,既维护了武周“天命所归”的正统性,又明确提出了“法治”与“宽仁”的主张,与酷吏那套以恐怖统治维系权力的逻辑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场争论并未立刻得出结果,但狄仁杰的声音,如同投入死水潭中的石子,已然在政事堂内激起了涟漪。他深知,触动酷吏集团的利益绝非易事,这必将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但他既在其位,便需谋其政,有些话语,必须有人来说。
退朝之后,他并未直接回府,而是前往吏部调阅一些旧档。行走在覆雪的石板路上,寒风凛冽,他却感到胸中有一股热气在涌动。并非因为权力的滋味,而是源于一种久违的、能够站在更高层面为民请命、匡正时弊的责任感。
然而,这份责任感之中,也夹杂着更深沉的思虑。他想起了复州那金黄的稻浪,想起了陈延之提及的“华胥”,更想起了那远在海外、制度迥异的国度。武媚(武曌)对那农技来源的探究,显然并非一时兴起。华胥的存在,以及它所代表的另一种文明可能性,如同一面镜子,悬在这神都的上空。
或许……狄仁杰心中渐渐萌生出一个大胆的念头。与其让这来自海外的良法以一种暧昧不明、易引猜忌的方式渗透,不如……将其置于阳光之下?若能借此契机,尝试与华胥建立某种正式的、官方的联系,不仅可名正言顺地引进其先进农技乃至其他有益之学,惠及万民,亦可窥探其虚实,为这纷繁复杂的天下大势,增添一份新的考量?
这个念头如同一颗种子,在他心中悄然落下。他知道,此事关乎重大,牵涉极深,绝非一朝一夕可成,更需等待合适的时机,以最稳妥的方式提出。但至少,一条或许能打破目前僵局、利国利民的新思路,已然在他这位新晋宰相的心中,清晰了起来。
他抬起头,望着雪后初霁、略显苍茫的天空,深深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前路漫漫,道阻且长,但他目光坚定,步伐沉稳。这庙堂之上,需要不同的声音,而这通往未来的道路,也需要有人去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