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昶深知，一场战役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喘息，慕容厉虽退，北燕的威胁未除，天下强敌环伺。东海郡若想在这乱世中真正屹立不倒，仅凭刀兵之利与一时之勇远远不够，更需要一种能够凝聚人心、指明方向、贯穿始终的魂与魄。这魂魄，不在建康流行的虚无缥缈的清谈玄理，亦不在门阀固守的僵化教条，而在经世致用的文治武功，在能让百姓安居、郡国强盛的实实在在的方略。
于是，在处理繁重军政事务的间隙，于郯城太守府那间唯有书卷、舆图与一盏孤灯相伴的简朴书房内，陆昶常常秉烛至深夜。他并非埋首故纸堆，而是将他自穿越以来所学之现代知识、所观之历史兴衰、所行之东海新政，与此世现状深度融合，系统性地梳理、总结、升华。他要为东海郡，也为这混乱的世道，立下一块不同于以往的思想基石。
这部正在孕育的着作，他暂定名为 《治世新策》 ，意在与旧有的、日益空洞的玄学清谈和束缚人才的僵化门阀政治划清界限，阐述一条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民生的务实之路。
今夜，烛火摇曳，映照着陆昶沉静而专注的面庞。他提笔蘸墨，在铺开的宣纸上，写下了开篇总纲的标题——《文武论》。这不是兵书，亦非纯粹的政论，而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石。
笔锋落下，字迹筋骨隐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夫立国之道，在文与武。文非虚言，武非暴戾。文者，经济民生，礼法教化，乃国家之血脉脏腑；武者，甲兵之利，征伐之能，乃国家之筋骨爪牙。血脉枯则筋骨衰，脏腑损则爪牙钝。故善治国者，必使文器充盈，以养武备；武备修明，以护文器。二者相济，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倾。”
写到这里，他略作停顿，目光仿佛穿透墙壁，看到了那些仍在崇尚空谈的建康名士，那些倚仗门第尸位素餐的官僚，还有那些只知穷兵黩武、不顾民生的割据军阀。他继续写道，笔锋更显锐利：
“今之弊，或尚清谈而废实务，玄风空泛，于国何益？或重门第而轻寒微，贤能埋没，于政何补？或恃武力而竭民力，根基动摇，于邦何利？皆偏颇之道，非长治久安之策。吾所谓新策，首在正此文武之名，务其实而不炫其华，重其用而不拘其形。文，当为安邦定国之实学；武，当为止戈守土之利器。”
搁下笔，陆昶轻轻吹干墨迹。这短短数百字的《文武论》，凝聚了他对当前时局最深刻的观察与批判，也指明了东海郡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文武并重，相辅相成。
数日后，陆昶将这篇《文武论》的初稿，示于前来商议军务的谢玄与汇报内卫情况的高啸。
谢玄接过文稿，初时只是随意浏览，但很快，他的神色变得专注而凝重，目光在字里行间反复流连。良久，他放下文稿，长长吁了一口气，眼中满是叹服与激赏：“陆兄！此论……真如暮鼓晨钟，振聋发聩！‘文器’、‘武备’之喻，形象而深刻，直指要害！以往我只知练兵备战，或听人谈论诗书礼乐，却从未有人将二者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视为一体之两面，缺一不可！此论一出，足以廓清当下迷雾，为我东海乃至天下有志之士，指明一条务实前行之路！”
高啸虽不似谢玄般善于言辞，却也紧紧攥着文稿边缘，重重点头，声音低沉而坚定：“府君，此论甚合我心。以往只觉府君新政皆为民为郡，今日观此文章，方知所有举措背后，皆有此深意。文武并举，内外兼修，若能贯彻始终，何愁我东海基业不固？何惧外敌环伺？”
陆昶看着两位最重要的伙伴，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但眼神依旧清明冷静：“此篇仅为总纲，意在统一我等认知，明确前行之根本。具体如何充盈‘文器’，如何修明‘武备’，还需后续篇章详细阐述。譬如，‘文器’不仅在于富民，更在于启智、聚才、恤民；‘武备’不仅在于强兵，更在于固本、利器等。前路漫漫，望诸位与我一同，将此理念深植于心，贯彻于东海郡的每一项政令、每一次操练之中，使其成为我郡之魂。”
《文武论》如同一声清越的号角，首先在东海郡的核心层中吹响。它迅速在郡府高层、军中将领以及如顾雍之等受重用的寒门官员中小范围传阅、讨论，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动。一股务实、求新、强调功用、反对空谈的思想风气，开始在这片饱经战火而焕发生机的土地上悄然兴起，并逐渐渗透到新政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