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雨已经连绵下了半个月，像是永远不会停歇。雨丝斜斜地敲打着玻璃窗，溅起细碎的水花，又顺着玻璃蜿蜒流下，在窗面上划出一道道扭曲的水痕，像极了无声的泪。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指尖夹着的香烟燃到了尽头，烫得我猛地缩回手。烟灰落在深色的地毯上，像一撮无法抹去的苍白记忆，轻轻一吹就散，却在心底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这间屋子太大了，大到每个角落都回荡着林薇的气息。她的粉色拖鞋还摆在玄关，鞋尖朝里，像是刚脱下不久，鞋跟缝里还嵌着暗红的血痂，是我故意没清理干净的——
每次换鞋时瞥见那点颜色，指尖都会泛起细微的战栗，像电流窜过神经，带着隐秘的快意；阳台的碎花裙下摆，有块被我用消毒液反复浸泡却始终褪不去的深褐印记，那是她挣扎时按在地板上蹭到的血渍，阳光好的时候能看见印记边缘泛着的、洗不净的暗红，像朵开败的花；
冰箱里还放着她没喝完的半盒牛奶，保质期早就过了，散发着淡淡的酸腐味，我早就该扔了，可我偏不，我喜欢闻那股酸腐味混合着她常用的百合香水味，像极了她最后时刻身上的味道，甜腻中裹着腐朽，让人沉沦。
“阿哲，该吃药了。”
我闻声抬头，空荡荡的客厅里只有我一个人。水晶吊灯的光线在地板上投下菱形的光斑，尘埃在光柱里无声地翻滚。又是这样，最近总是能听到林薇的声音，清晰得仿佛她就坐在对面的单人沙发上，穿着米白色的家居服，手里拿着白色的药盒，指甲修剪得圆润整齐。
但是，这声音里没有恐惧，没有痛苦，只有一种温顺的、带着讨好的柔软——这是我为她“定制”的声音，在我无数次的回想里，她就该这样对我说话，永远温顺，永远属于我。
我起身走到茶几旁，拿起那个印着医院标志的药瓶。瓶盖拧开时发出轻微的“咔哒”声，在寂静的客厅里格外清晰。白色的药片躺在瓶盖里，像一粒粒冰冷的眼泪，泛着哑光的光泽。
医生说我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需要长期服药稳定情绪。自从林薇“走后”，我的睡眠就变得极差，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她贴的荧光星星在黑暗中闪烁。那些星星是她亲手贴的，说要让我们的家永远有星光。
可他们不知道，我失眠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那些星星总让我想起林薇最后时刻瞳孔里的光——从惊恐到涣散，从明亮到黯淡，像星星熄灭的过程，美得让我着迷，让我一遍遍在黑暗中回味。
林薇是病死的。这个念头像刻在我脑子里的烙印，每当我试图回忆她最后那段日子，心脏就会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喘不过气。
至少，我让自己相信是这样。她患的是一种罕见的血液病，从确诊到离开，只用了三个月。我眼睁睁地看着她从一个爱笑的女孩变得骨瘦如柴，脸颊凹陷下去，手腕细得一折就断，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每次梳头发都会在梳子上留下一团乌黑，最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个故事，我讲了无数遍，讲给医生听时带着恰到好处的哽咽，讲给偶尔来探望的朋友听时露出克制的悲伤，也讲给自己听，对着镜子里的人一遍遍复述，讲得久了，连我自己都快信了，仿佛那些血腥的画面只是噩梦一场。
“阿哲，我好疼。”
她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带着微弱的哭腔，尾音像被水打湿的棉线，轻轻拽着神经。这才是真实的声音，带着颤抖的尾音，像羽毛搔过心脏最痒的地方，让我指尖发麻。
我环顾四周，目光落在卧室的方向。那扇紧闭的木门像一道分界线，隔开了白天与黑夜，隔开了谎言与真相。那里曾经是我们最温暖的角落，铺着厚厚的地毯，摆着她喜欢的玩偶，现在却成了我不敢踏足的禁地——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那里藏着太多让我失控的“宝藏”，藏着太多会戳破谎言的细节。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卧室的门。门轴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像一声叹息。熟悉的消毒水味扑面而来，带着刺鼻的化学气息，混合着林薇常用的百合花香水味，形成一种诡异的气息。
但我知道，那消毒水味是我后来喷的，喷了一遍又一遍，试图掩盖另一种更浓烈、更让我迷恋的味道——铁锈味，属于林薇的血的味道，那种带着生命温度的腥甜，是任何气味都盖不住的。
床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棱角分明，像是酒店里的标准模样，只是床单的颜色有些奇怪，不是我们常用的米白色，而是一种暗沉的黄，像是被什么东西长期浸染过，在灯光下泛着陈旧的光泽。
那是血渍干涸后的颜色，我特意留下的，没有换床单，也没有用强力清洁剂擦洗，每次看到都能清晰地想起她蜷缩在床单上，指尖深深抠进布料，留下一道道褶皱的样子，想起那片被血色浸透的绝望。
“阿哲，你来看我了。”
声音从床上传来，轻飘飘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我僵硬地转过头，看到林薇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各种管子，透明的液体顺着管子缓缓滴入她的手臂，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没有丝毫血色。
她的眼睛很大，却没有丝毫神采，像两颗失去光泽的玻璃珠，正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上模糊的水渍。这是我的“病床上的林薇”，是我为了说服自己而创造的幻觉，是我精心编织的梦境里的主角。
可她的脸总是不听话，在我恍惚的瞬间，偶尔会闪过另一张表情——瞳孔放大到极致，里面映不出任何东西，嘴角挂着暗红的血丝，顺着下巴缓缓滴落，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气音，像破风箱般艰难地喘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