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和朝堂诸公的支持下，赴日使团迅速出发，携带着大宋朝廷的严正国书与问罪檄文，在精心挑选的官船与护卫下，劈波斩浪，历经风涛，终于抵达日本九州北部的传统对外港口博多湾。使团正使是一位久历风浪、通晓海事且胆识过人的鸿胪寺少卿，副使则是一名曾在沿海州军任职、熟悉倭情的中级武官。他们的到来，在博多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毕竟，中断近两百年的中原王朝正式使节突然出现，其意味非同寻常。
使团并未能直接见到日本朝廷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倭王还是实际掌权的幕府将军。此时的日本，正处于一个极其微妙而混乱的政权过渡期。平安时代末期的院政体系与新兴的武士集团矛盾激化，中央朝廷权威衰微，实际权力逐渐向以源氏、平氏为代表的武家势力转移，地方守护、庄园领主势力坐大，政令难以统一，呈现出一种“遍地诸侯”、各自为政的割据前兆。博多所在的九州，更是远离京都政治中心，地方豪强、海盗集团、以及与大陆、高丽有贸易往来的商人势力错综复杂。
经过一番艰难且充满警惕的交涉，使团最终通过博多当地有影响力的商人兼豪族，与代表着某种模糊“官方”身份的中间人取得了联系。递交国书、陈述来意的过程充满了曲折与试探。
数日后，使团收到了来自京都方向的、经过层层转达的初步回复。回复的口吻颇为委婉，甚至带着几分无奈与推诿：
“……天朝上国使节远来，所示倭寇滋扰海疆、戕害贵国子民之事，闻之惊悚，深感不安。然则，鄙国自去岁以来，天灾频仍，疫病流行，更兼……国内政事纷繁，诸多不便。九州边远之地，海道险阻，幕府政令难以及时通达，地方守吏力有未逮，于海上亡命之徒，实难尽数约束剿除……非不愿也，实不能也。”
回复中隐约透露出日本中央政权对地方控制力的薄弱，以及国内政局的不稳。随后，话锋悄然一转，提出了一个令宋使既惊且疑的提议：
“……然天朝上国，兵精粮足，威震四海。若蒙不弃，愿请天朝王师，助鄙国戡定地方不臣，扫清海陆匪患。待寰宇澄清之日，鄙国上下，必感天朝再造之恩，愿重修旧好，遣使朝贡，永为藩属，世世代代，恭顺不怠……”
简而言之：我们自己搞不定海盗，也搞不定那些地方割据势力，如果大宋愿意出兵帮他们平定内乱，他们就愿意向大宋称臣纳贡。
几乎与此同时，先期潜伏以及随使团行动的密探，也通过贿赂地方官吏、接触底层武士、混入商贾水手等手段，发回了更为具体和深层的情报：
倭寇的本质，远非简单的海上盗匪。 其核心构成，是九州、四国等沿海地区失地破产的武士 “浪人”、对中央朝廷或现有领主不满的地方豪族私兵、与海盗勾结牟利的商人武装、乃至一些被排挤出主流政治斗争的失败武家势力的残部。他们以海为生，亦以海为盾，劫掠商旅，袭击沿海，时而接受某些地方势力的暗中资助或默许，以换取庇护或销赃渠道。他们并不听从京都朝廷或任何单一中央政权的调遣，反而常常成为地方势力对抗中央、或彼此攻伐时借助的“外力”或“麻烦制造者”。 许多所谓的“倭寇”头目，本身可能就是某个小岛领主或落魄武士家族的首领。剿灭他们，意味着要触动盘根错节的地方利益，甚至可能引发与某些地方豪强的正面冲突——这正是目前权威不振的中央政权所极力避免或无力承担的。
密探还报告，日本西部沿海，特别是对马、壹岐、平户等岛屿以及九州沿海某些偏僻港湾，遍布着大小不等的海盗窝点，他们与高丽、琉球乃至更远的海域也有联系，形成了一张复杂的地下网络。想要彻底清剿，绝非易事。
两份情报几乎同时摆在了曹玉成和核心决策层的面前。朝堂之上，刚刚因詹四海事件而高涨的“征伐日本”呼声，在面对这冰冷而复杂的现实时，出现了分化与深思。
“原来如此！日本国内竟已糜烂至此！中央无力，地方割据，盗匪实与豪强无异！”有大臣恍然道。
“其朝廷竟想借我大宋之手，替他们铲除异己、平定内乱？打得倒是好算盘！”另一人冷哼。
“若果真如此，倭寇之患，根源在于其国内政乱。即便我朝发兵助其剿灭几股海盗，若其政局不稳，根源不除，不过数年，必有新的亡命之徒泛海为寇，死灰复燃！”一位老成持重的将领分析道。
“然则，其提出称臣纳贡……此条件倒也诱人。若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令日本重新奉我正朔，于国威大有裨益啊！”有官员着眼于“万国来朝”的盛景。
“糊涂！”立刻有人反驳，“称臣纳贡，无非虚名。且要我朝出兵为其火中取栗，消耗我国力兵力，去填他们内斗的无底洞？待我们替他们扫清障碍，其国内统一强盛之后，是否还会恭顺，尚未可知！前朝突厥、回纥之故事，不可不鉴！”
“况且，跨海用兵，耗费巨大，地形不熟，敌情不明，更兼其国内势力盘根错节，我等外来之师，极易陷入泥潭，胜则替人作嫁，败则损兵折将，颜面尽失！”兵部的官员从纯军事角度提出了严峻的警告。
朝堂之上，议论纷纷。主战派中，一部分人仍坚持“直捣黄龙”，认为既然日本虚弱混乱，正是天赐良机，当发大兵征讨，直接将其纳入版图或设立傀儡统治，一劳永逸；但更多务实者开始意识到直接征服的巨大风险与不确定收益。稳健派则主张谨慎，认为不应轻易卷入他国内政泥潭，可加强自身海防，剿灭来犯之敌即可，至于日本称臣纳贡，可作为长远目标徐徐图之，不必急于一时，更不必以大军冒险。
曹玉成听着臣下的争论，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御案。日方的回复和暗探的情报，将他推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地缘政治抉择面前。日本抛出的“助剿换臣服”的诱饵，看似甜美，实则可能布满荆棘。这不仅仅是军事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战略问题。
他缓缓开口，声音压下了殿中的嘈杂：“诸卿所言，皆有见地。日本国内情势，既明且暗。其朝廷羸弱，地方坐大，倭寇源于内乱，此为其一。欲借我朝兵力，助其平乱，以虚名换实利，此为其二。”
“孤以为，”他目光扫过群臣，“我朝眼下要务，首在靖海安民，保护商路，彰显国威于海上。日本内政如何，非我当下亟需介入之事。助其平乱，若成功，未必能保其长久恭顺，反可能养虎遗患；若失败，或陷入泥潭，则损兵折将，徒耗国力，于我海疆安宁无益，反可能让真正的海盗势力趁乱坐大。”
“然则，其既有称臣之意，亦不可全然无视。”曹玉成话锋一转，“可令使团继续与之周旋。回复可如此，倭寇滋扰，乃我朝切肤之痛，必须剿除。日本国既称无力，我朝可自行剿匪，但日本朝廷需明令各地方势力，不得庇护、资助海盗，并需提供必要便利与情报。待海疆稍靖，再议通使、朝贡事宜。至于助其平定内乱……可告之，此乃日本内政，我朝不便干涉，然若其国内有势力公然资助海盗与我为敌，则视同倭寇，我朝必坚决打击，勿谓言之不预！”
“此外，”曹玉成补充道，“暗探活动需进一步加强，重点探查九州等地主要豪强势力与海盗勾结的具体情况，绘制详细海图与岸防情报。海防队及四海商会护卫船队，近期可加强对东海可疑海域的巡弋与清剿，择其一二与日本地方势力勾结紧密、为害最烈的海盗巢穴，进行精准打击，既实战练兵，亦向日本各方展示我朝决心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