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关于韩王信投降于匈奴之后，刘邦所采取的反制措施我们安排明天（下一篇）详解，本篇谈谈大汉帝国建立之后，孙疏通为汉帝国所制定朝廷礼仪的过程。从历史情节来看，这貌似是一件非常细微末节的事情，实则不然，这反映了汉帝国废除法家那一套，尝试着重新捡起儒家那一套的思想斗争……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司马光借助“制定朝廷礼仪”事件，对汉高祖刘邦提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那么司马光启用〖臣光曰〗批评刘邦的逻辑是什么呢？
【叔孙通与刘邦一拍即合】
刘邦称帝之后，难免隔三差五在宫中组织一个酒宴之类的活动，跟一起打天下的兄弟们喝喝酒，聊聊往事，不仅解压而且还能跟大家拉近关系，增强团队凝聚力。
但是，刘邦也有着自己的苦恼，这帮人酒后啥都干得出来，酒后争功，喝得酩酊大醉，胡喊狂呼，拔剑乱砍殿柱……
刘邦的苦恼恰巧给了一个人机会——儒生，叔孙通。
叔孙通绝对是千年的狐狸，以至于司马迁夸他是“汉家儒宗”，但是司马光却不这么认为，在〖臣光曰〗中批评刘邦的时候，还顺手批了一把叔孙通。
秦始皇时期，叔孙通在秦帝国任博士（咨询团队成员）；秦二世时期他继续干咨询；秦王子婴时期，他还在干咨询；楚怀王被树立起来之后，他脚底抹油投奔西楚，继续干咨询；项梁挂了，项羽掌权期间，他依然还是自询；眼看项羽就要兵败，他再一次跳槽投奔汉王刘邦，迄今为止，依然还是带着儒生的帽子，干着咨询的行当。
叔孙通踩准时机向刘邦进言，号称自己能重构儒家宫廷礼仪，并能让这帮酒后惹事的人服服帖帖。
刘邦同意了叔孙通的建议，但是强调了两点：不要搞得太复杂，同时要估摸着我能做得到。
叔孙通果然老道，参考了古代礼制，将其与秦朝的仪法掺糅到一起，定出来了一套简版的朝廷礼仪制度。
叔孙通办事特别认真，制定了礼仪之后，在孔子的老家——鲁地招募了三十多名儒生，又邀请刘邦身边有一定儒家学术基础的近臣与郎官，以及自己的一帮门生，一共一百多人昼夜演习，反复调整……
一百人多人连续练了一个多月之后，请刘邦前来观摩，并最终让刘邦自我确认一下：这套礼仪他自己能不能做到？会不会繁琐？
刘邦原本就对儒生没有好印象，耐着性子看完排练之后给出了自己的态度：我能做到，安排群臣们开始练习。
叔孙通做事套路满满，朝廷礼仪这件大事竟然就这样被他搞定。
公元前200年10月，汉帝国定都长安后的首座宫殿——长乐宫落成交付使用，诸侯、群臣都前来参加朝贺典礼。叔孙通大放异彩的时刻终于降临。
在主持人的引导下，所有臣子与诸侯被导引进入大殿门，有序排列在东、西两侧，在兵器林立旌旗招展的氛围下，刘邦的龙辇缓缓驶入……在导引者的引导与举旗传呼警戒下，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级的臣子依次序朝拜刘邦，无不震恐肃敬。
典礼仪式毕后，进入酒宴环节。
众臣子在主持人的引导下，都俯伏垂首，按官位的高低次序起身给刘邦敬酒上祝福辞，毕后谒者宣告“宴饮结束”则意味着酒宴到此为止。
在整个仪式过程抓中，御史们睁大了眼睛盯着诸侯王与臣子，一旦被御史发现违背礼仪，则分分钟被带离宫中。
所以在这一次典礼仪式上，没有出现敢大声喧哗，更没人敢醉酒，都是浅尝点到为止，担心自己被御史带离现场……
这一场仪式让刘邦有感而发：“我今天才知道身为皇帝的尊贵啊！”提拔任叔孙通为太常，赏黄金五百斤。
【司马光的批判】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十一》中，再度用〖臣光曰〗对刘邦和叔孙通提出了批评。司马光毫不客气地批刘邦“不学”，批叔孙通“器小”，这到底是什么梗？
司马光的批评逻辑在于：刘邦的局限在于他将礼视为工具，而非治国之道。这种功利性的接纳，使其无法抵达更高的境界，未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叔孙通虽被司马迁誉为“汉家儒宗”，司马光却毫不客气地批评他“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
司马光甚至还引用扬雄的讥讽，指出叔孙通虽召鲁地儒生，却有二人不肯参与，正因他们看出叔孙通并非真心复兴古礼，而是“委己而从人”，屈从于权力。真正的大儒，绝不会为了一时之功而放弃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和准绳。
好吧，我们解析了司马光在〖臣光曰〗中对刘邦和叔孙通的批评，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尚未回答——向来谨言慎行的司马光为什么仅仅只是为了“礼仪”之事，对汉高祖和秦末汉初儒家大佬叔孙通提出如此尖锐的批评呢？
其实，这一切都与礼仪无关，司马光非常愤慨的具体点在于——叔孙通和刘邦用旧瓶子装新醋。
刘邦初定天下，朝廷仍延续战时法家式的粗放管理。叔孙通制定礼仪，表面是“儒家回归”，实则是儒法融合的产物。他并未完全摒弃秦制，而是以儒家形式包装法家秩序，使群臣“震恐肃敬”。
这与儒家思想相背驰，甚至在司马光看来，这依然还是在走秦帝国的老路。这令司马光深感痛心。
【结语：司马光的坚守与叔孙通的变通】
当我们回望叔孙通为汉初制定礼仪这段历史，会发现其中蕴含着知识分子的永恒困境——是坚守理想的原则，还是顺应现实的变通？
司马光站在千年之后的北宋，对刘邦和叔孙通的批评如此犀利，恰恰因为他看到了这个选择背后的深远影响。司马光的“刁钻视角”背后，是史家的专业与情怀。
司马光之所以对看似成功的“礼仪变革”予以批评，是因为他敏锐地洞察到：叔孙通所制定的，本质上是用儒家外衣包装的法家秩序，这与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理想相去甚远。
叔孙通的“套路”虽为司马光所不齿，却也绽放着“现实主义的智慧光芒”。
精准把握需求，从刘邦的烦恼中看到机遇；适度妥协，在原则与现实间找到平衡点；注重实操，用一百多人反复演练一个月，确保万无一失；借势造势，选择长乐宫落成的重要时机一鸣惊人。
叔孙通这种“先求有，再求好”的务实态度，确实为儒家在汉初政 之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如果没有叔孙通的这次成功，儒家思想能否在后来获得独尊地位，或许还要打个问号。
对原则的坚守值得尊敬，但对现实的变通也并非全无价值。
司马光代表了理想的高度，叔孙通展现了现实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或许是在不同情境下知道何时该坚守、何时该变通。
历史从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题，而是需要权衡的思考题。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何尝不经常面临类似的抉择？是坚持纯粹的理想，还是在现实中步步为营？
或许有时候，不完美的开始胜过完美的从未开始。
这可能才是我们读史的意义——不是简单地评判对错，而是通过理解古人的两难处境，塑造多 维度看问题的思维，这玩意儿有时候或许能在不经意之间为我们自己开启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