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二十九年的盛夏，临安城的酷热难耐，却丝毫未能减弱御街北头那座新落成的宏伟石砌建筑内外的喧嚣。
三层高的楼宇，飞檐斗拱，气派非凡，门前矗立着一对威风凛凛的石狮子，门楣上高悬的赤金匾额，乃是当今天子御笔亲书的五个大字——“大宋皇家银行”。
这里，没有货物的堆积，没有舟车的劳顿，有的只是算盘珠急促的噼啪声、银钱入库时清脆的碰撞声，以及人们压低嗓音却难掩兴奋的交谈声。
这里流通的，不是寻常的绢帛铜钱，而是一种更为神奇的东西——纸币。
自数年前朝廷推行钱法改革，设立“提举会子务”，以金银实物为储备，发行“绍兴会子”以来，这种轻便的楮券，经历了从最初的备受质疑到逐渐被接受，再到如今几乎渗透到帝国经济生活每一个角落的惊人历程。
而“大宋皇家银行”的设立，正是这一历程的巅峰标志。
它不再仅仅是发行纸币的机构，更是一个集存储、借贷、汇兑、结算于一体的、前所未有的金融中枢。
这一日，银行大堂内人声鼎沸。
临安城最大的绸缎商薛员外，正指挥着几个伙计，将沉甸甸的几箱铜钱和碎银抬上柜台。他是来办理一笔大额“飞钱”业务的。
原来，薛员外在成都府的分号急需一笔巨款采购蜀锦，若按旧法，需雇佣大量镖师，千里迢迢运送现银，不仅耗时月余，且路途风险极大，盗匪横行，损耗惊人。
而如今，他只需将临安总号的现钱存入这“皇家银行”，取得一张特制的、印有复杂暗记和编码的汇票，然后派人快马加鞭，只需携带这张轻如鸿毛的汇票赶往成都。
成都分号的人便可凭此汇票，在当地新设的银行分号，经验明真伪、核对密码后，立即支取等额的铜钱或直接兑换成当地流通的纸币。
“方便！实在是太方便了！”
薛员外擦着额头的汗，对相熟的银行主事感慨，“这一张纸，顶得上百人护卫、千里奔波！省下的脚费、保费、损耗不说，光是这时间，就抢回了商机！朝廷此法，真是利商惠民啊！”
旁边，一位准备前往广州收购香料的泉州海商蒲开宗（历史人物，泉州大食海商后裔），则正在办理“兑换”业务。他将海外贸易赚取的大量金银，按官价兑换成崭新挺括的“绍兴会子”。
“还是这会子轻便，”蒲开宗操着带有闽南口音的官话笑道，“一叠楮券，塞在怀里便可走南闯北。
若是带着等值的金银，怕是得雇一辆大车，沿途还得提心吊胆。
况且与番商交易，他们也渐渐认这宋家的会子了，比金银成色不一、还需称重验色要省事得多！”
不仅是大商人，就连普通市民也开始感受到纸币带来的便利。
城东卖鲜鱼的王老汉，以往卖完鱼，收来的都是沉甸甸、容易锈蚀的铜钱，存放不便。
如今，他也会将零散铜钱拿到银行设在街市的“便民兑付点”，换成小面额的会子，轻薄易于保管，去买米买布也无人拒收。
朝廷严令，完粮纳税、官营盐茶专卖、支付官俸兵饷，均以会子为主，且与铜钱等值通行，并以国家信用担保其兑换，彻底打消了百姓的疑虑。
一种基于国家信用的纸币经济生态，正在悄然形成。
然而，最令人惊叹的变化，并非仅仅发生在宋境之内。
纸币的流通，如同水银泻地，开始跨越疆界，向着与南宋有着密切经济往来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渗透。
在明州（宁波） 市舶司的码头上，一艘来自高丽的商船刚刚靠岸。
船主金仁存（虚构人物）熟门熟路地来到市舶司衙门前设立的“蕃商兑换所”。
他并未携带大量的高丽特产人参、貂皮来以物易物，而是直接取出了一叠由高丽王都开京（开城） 的“宋商同盟会馆”（由宋商自发组织，后得到官方默许和支持）开具的、印有汉文和高丽文两种文字的代金券。
这种券，正是高丽商人为了便于与宋商交易，模仿“绍兴会子”形式发行的信用凭证，其背后有高丽大商团的资产担保，并且可以在同盟会馆内兑换成等值的宋朝会子或铜钱。
市舶司的官员仔细验看了金仁存带来的代金券，确认了印章和暗记无误后，按照当日官方牌价，将其折算成标准的“绍兴会子”支付给他。
金仁存拿着这些轻便的纸币，轻松地前往市场采购他所需的瓷器、丝绸和茶叶。
他笑着对通译说：“如今来往贵国，方便多了。
在开京卖了货，直接换成这券，轻装而来，在此地支取贵国宝钞购物，再装船运回。
省却了携带金银的沉重和风险，也免了在贵国市场以货易货的繁琐。
宋国的宝钞，在我们开京的商人圈里，可是硬通货！”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南方。
在广州的蕃坊，来自交趾（越南李朝） 、占城的商人，在与宋商进行大宗交易时，也开始倾向于接受部分支付使用“绍兴会子”。
尤其是那些需要采购中国货物运回本国销售的商人，他们发现，持有宋的纸币，在广州市场上采购比携带本国货币或实物更方便，甚至有些宋商在前往交趾贸易时，也愿意接受对方用宋的会子结算，因为可以带回国内使用，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跨境循环。
虽然这种接受度还限于商人阶层，且规模无法与宋境相比，但南宋纸币作为一种区域性国际结算工具的雏形已经开始显现。
甚至远在爪哇的“安远戍”临时补给点，宋的纸币也开始了小范围的流通。
驻守的宋军官兵用朝廷发放的饷钱（多为纸币）向土着购买新鲜果蔬、椰子等物，起初土着不愿接受，但当他们发现可以用这些“花纸”从宋人那里换到锋利的铁器、精美的瓷碗、光滑的丝绸后，便开始逐渐认可其价值。
虽然这更像是一种以物易物的变种，但纸币的价值尺度功能已经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这一局面的形成，并非偶然。
其背后，是南宋强大的经济实力、繁荣的海上贸易、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朝廷有力的信用背书共同作用的结果。
周边国家和地区对南宋商品的巨大需求，使得他们不得不与南宋建立的贸易和金融规则接轨。接受南宋纸币，实际上是对南宋国家信用和经济影响力的认可。
这一变化的意义极为深远。
它意味着南宋的金融影响力开始超越其政治和军事边界，一种以南宋为核心的东亚贸易圈和金融圈的雏形正在形成。
大宋皇家银行的汇票，不仅连通了帝国的内部经脉，更开始编织一张跨越海洋的资本流动网络。
这一日，赵构在福宁殿审阅户部呈送的《市舶司岁计及蕃商情状疏》，当看到“高丽、交趾等地巨贾，渐次乐用我会子，蕃坊之内，楮券流通日广”一句时，沉吟良久，对侍坐的户部尚书沈该说道：
“沈卿，此‘飞钱’无形，然其力，恐胜于十万甲兵。
昔人言 ‘经济之道，可驭国之命脉’ ，今观之， 信然 。
我朝会子能行于域外， 非仅商旅之便 ，实乃国之信用、物产之丰、海贸之盛使然。
此力， 柔而持久，潜移默化，若能善加引导， 可收刀兵难及之效 。”
沈该躬身答道：“官家圣明。
金融之利，在于流通。
会子行于四海，则我朝之经济规矩，便为天下商贾所循 。
长此以往，诸国经济与我朝羁縻日深 ， 其利与我同，则其心必向我矣。
此乃王化之新途也。
然，亦需谨慎管控 ，防其伪冒泛滥， 反伤我信用根本 。”
“卿言甚是。”
赵构颔首，“信用乃根本，不可动摇。
着户部、市舶司，严密监控 会子跨境流通情形，完善防伪，适时调控 。
此经济之长策，当谋定而后动 。”
帝国的力量，此刻不仅体现在疆域的广阔和兵甲的锋利上，更以一种无形却无处不在的方式——信用与资本——悄然重塑着周边世界的运行规则。
这张由“飞钱”编织成的金融之网，正变得越来越密，越来越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