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过年,是郑克伦家最热闹的时候。小女儿廷秀从文工团回来,像只不知疲倦的喜鹊,围着母亲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妈,我们排新节目《红色娘子军》,我演连长!有个转身动作我总是站不稳,我们班长就让我对着墙练,一练就是一百遍,腿都打颤了!”
“妈,我们去成昆铁路慰问演出,那些铁道兵真辛苦啊,住在帐篷里,满身都是泥,可我们一唱歌,他们巴掌拍得可响了!”
克伦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含笑听着,觉得日子所有的苦,都被女儿这鲜活亮堂的声音冲淡了。
转眼到了1967年冬,廷秀这次回来,却有些不一样。她帮母亲烧火时,脸蛋被灶火映得红扑扑的,眼神躲闪,带着少女特有的羞涩。
“妈……”她声音细细的,“有个人……总来看我们演出。”
“哦?什么人呀?”克伦放下手里的柴火,关切地问。
“他叫李道明,是铁道兵部队的通信兵,高高大大的,长得……挺精神。”廷秀的声音越来越小,“他家就在河对面李家坝大队,家里就他一人。他说……他当年是村里看着可怜,吃不上饭,才送他去当兵的。当了兵,总算吃饱了,才长开个子。”
女儿话语里那份不自觉的维护,让克伦心里咯噔一下。她柔声问:“那这孩子,现在是什么意思?”
廷秀抬起头,眼里闪着光:“他马上要退伍回老家了。他说……他说希望我能跟他成亲。” 她顿了顿,语气变得有些低落,“就是他家里老房子多年没人住,去年大水没人在家,地基塌了。不过他说,这次回去,村里组织了人,已经把老房拔了,将就原先的材料,在后面平了地基,给修了三间新瓦房!”
恰巧这一年,大女儿廷慧也带着丈夫从西昌回来探亲。夜里,姐妹俩挤在一张床上说体己话。
廷慧听完妹妹的描述,眉头微蹙:“秀,你想清楚了吗?他退伍回去就是农民了。你要是跟他成了亲,文工团的工作还能保住吗?转业回来,你就得留在农村,种地、喂猪,跟你姐我现在过的,完全是两种日子。”
她拉着妹妹的手,推心置腹:“要不,姐在我们厂里给你留意个对象?好歹是城里人,吃商品粮,日子总归要松快些。”
廷秀却倔强地摇摇头:“姐,我觉得他人好,实在,对我也热心。城里乡下,我不在乎。”
廷慧叹了口气。等回到西昌,她依旧不放心,又特地写了封信来,信纸上字迹工整,却字字透着忧虑:“小妹,婚姻大事非同儿戏,一步走错,关乎一辈子。李道明家境贫寒,你又将放弃前程,姐实在为你担心……”
“恋爱脑”上头的廷秀哪里听得进这些。不久后,她真的把李道明带回了石壁庄的家。小伙子确实如她所说,高高大大,面容英俊端正,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站在院子里有些局促,但眼神清澈。
“叔,婶,我叫李道明。”他声音洪亮,带着军人的干脆。
杜辉默默打量着他,没多说话。晚上,克伦炒了两个小菜,杜辉难得地翻出了半瓶白酒,点起煤油灯,和李道明对坐小酌。
昏黄的灯光下,一老一少聊了半宿。杜辉问的都是庄稼活计,问他对未来的打算,问他家里修房欠了队里多少工分。李道明一一回答,没有虚言,说到家里的困难处,也不遮掩。
“叔,我知道我家里穷,但我有力气,肯干活,廷秀嫁给我,我绝不会让她饿着。房子虽然空,但墙是实的,瓦是新的,我会把它经营成一个家。”
第二天一早,杜辉对克伦说:“娃是个老实本分人,靠得住。廷秀自己喜欢,就依她吧。”
亲事就这么定了下来。知道李家家徒四壁,克伦和杜辉便开始悄悄为女儿张罗嫁妆。杜辉砍了自家屋后的两棵柏树,请木匠打了一张结实的木床,一个斗柜,还有一张方桌。克伦则日夜赶工,缝了新被褥,织了土布床单。
李道明退伍回来后,廷秀不顾班长的挽留,也毅然从文工团退伍,跟着他到了河对岸的王家岗。成亲那天,没有喧闹的仪式,杜家请人抬着那张床、那个斗柜、那张桌子,一路送到了李家那三间尚显空荡的新瓦房里。
当那张厚重的木床被安放在里屋,斗柜立在墙边,方桌摆在堂屋时,原本空荡荡的屋子,瞬间便被填充得有了烟火气,有了一个“家”该有的样子。
廷秀站在新房门口,看着父母为她置办的嫁妆,看着身边的丈夫,眼里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憧憬。她不知道,离开了闪耀的舞台,她将要面对的泥土与灶台,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