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李玉容下班刚进家门,就看见堂屋里坐着两位不常见的客人——杜家大舅娘贺宝群和她的大女儿杜晓霞。杨军的母亲正陪着说话,气氛有些不同于往常的闲话家常,带着点郑重其事的意味。
“二妹回来啦?”婆婆先开了口,脸上挂着一种混合了无奈与某种民间智慧的神情,“你杜大舅娘和晓霞过来,有点事商量。”
杜大舅娘贺宝群是个大嗓门,此刻却压低了声音,带着愁容:“二妹啊,你晓得嘛,我们家晓霞,身体不争气,查出来有个‘大三阳’。我们心头焦啊!找了算命的先生看,先生说,要找个八字相合、心肠好、又能压得住邪的干妈来拜一拜,能保佑平安,冲冲晦气。” 她说着,殷切地看向杨军的母亲,“想来想去,就想到杨嬢嬢你了!你在市场里人缘好,手艺稳当,心也善,跟我在一个市场摆摊,这就是缘分!你看……”
杜晓霞坐在旁边,二十出头的年纪,脸色确实有些黯淡,不像同龄女孩那样光亮。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显得有些难堪和认命,小声补充了一句:“杨嬢嬢,麻烦您了。”
杨军的母亲是个软心肠,又信些民间老理,看着杜晓霞病恹恹的样子,再想到她家里那些鸡飞狗跳的事,叹了口气,拍了拍大腿:“唉,都是看着长大的孩子,说这些见外的话。只要你们不嫌弃,晓霞愿意,那就认下吧。以后多来走动,就当多门亲戚。”
拜干妈的事就这么定了,带着浓厚的、面对疾病与厄运时底层民众寻求心理慰藉的色彩。
李二对杜晓霞家的情况是知道一些的。杜大舅杜廷海和贺宝群带着两儿一女,原先挤在厂里分配的、只有十平方米的单身宿舍里,转身都困难。后来厂里政策松动,允许职工自己出钱,在子弟校下面的空地上由施工队统一盖一批简易平房,解决住房极度困难的家庭。杜家咬牙凑了钱,终于搬进了那栋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了独立空间的平房。
“总算能伸直腿睡觉了!” 搬家时,杜大舅曾这样感慨。但经济也更紧了。为了贴补,贺宝群才在自由市场摆起了卖干辣椒、花椒、木耳的干货摊,杨军的母亲卖布料的摊子隔了半个街。
家庭空间的扩大,并未带来心灵的宁静。杜廷海和贺宝群的争吵是这个家的主旋律。贺宝群嗓门尖利,翻旧账是拿手好戏:“杜廷海!我嫁给你真是倒了八辈子霉!年轻时候要不是你霍霍我,我能跟你过这糟心日子?你看看人家……”
杜廷海则闷头不吭气,被逼急了就梗着脖子回击:“怪我?你好!你啥都好!刚愎自用,听不进人劝!家里什么事不是你说了算?搞成现在这样,怪哪个?”
这种无休止的相互指责,像毒气一样弥漫在狭小的家里。大女儿杜晓霞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她高考落榜,直接进了厂当工人,本想安稳度日,却发现自己下班后唯一的去处,依然是这个充满硝烟的家。
终于有一天,在父母又一次为鸡毛蒜皮吵得天翻地覆之后,杜晓霞把手中的毛巾狠狠摔在脸盆里,水花四溅。
“吵!吵!吵!你们除了互相怪,还会什么?” 她红着眼眶,声音颤抖,“我受够了!这个家,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贺宝群愣住了,随即哭骂:“你个没良心的,翅膀硬了要飞?”
“对!我就是要走!” 杜晓霞几乎是吼出来的,“我去广东!走得远远的!你们爱怎么吵怎么吵!
带着对家庭的极度失望和对温情的畸形渴望,杜晓霞到了广东。她急于抓住一点属于自己的、看似稳固的东西。很快,她认识了一个本地男子,家境在当地算不错,有自建楼房。这对从小挤在十平米小屋、看惯了父母为钱争吵的杜晓霞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她几乎没有过多考察对方的人品和习性,只觉得“他家条件好,将来是个依靠”。两人很快同居、结婚。起初,男方家也确实给了些彩礼,让她觉得面上有光,似乎终于摆脱了过去的窘迫。
然而,好景不长。杜晓霞渐渐发现,丈夫并无正经工作,游手好闲,而且迷上了赌博。起初是小赌,后来愈演愈烈。
“晓霞,手气不好,输了点,你拿点钱我先还上……” 丈夫开始低声下气地要钱。
“又输?那是家里买菜的钱!” 杜晓霞又惊又怒。
“最后一次,真是最后一次!赢了立马还你双倍!”
这样的对话重复上演。丈夫的赌债像雪球越滚越大,所谓的“家境不错”很快被掏空,甚至开始变卖家当。曾经的“助力”变成了最大的拖累和无底洞。讨债的人甚至会找到杜晓霞打工的地方。
她疲惫不堪,在电话里向母亲贺宝群哭诉:“妈,我当初就是图他家里好……谁知道他是个烂赌鬼!我现在不但没享到福,天天都在替他填窟窿,在还债!所有的风雨,都是他带来的!”
贺宝群在电话那头,也只能跟着抹眼泪,当初算命拜干妈求的“平安”,在残酷的现实和女儿自己仓促的选择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