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车间休息室,如同一个巨大的蜂巢,嗡嗡作响。工人们端着搪瓷饭盒,话题空前一致:
“听说了吗?板上钉钉了,搬鱼洞!”
“集资建房的通知贴出来了!办公大楼布告栏!”
“多少钱?贵不贵?”
下午下班,李二刻意绕到办公大楼前。果然,那张盖着鲜红厂部大印的通知前,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手指点着纸面,议论声像煮沸的水,每个人脸上都混合着兴奋、焦虑与盘算。
“三室一厅,四万八!”
“看见没?工龄二十年能减八千!”
“说是最后一次福利,让大伙儿在新厂区都能安家!”
李二挤不进去,只听到这些只言片语,心里沉甸甸的。四万八,对这个普通双职工家庭来说,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
回到家,屋里弥漫着炒白菜和廉价白酒的味道。公公杨裕华和丈夫杨军正就着半碗油炸花生米,对着那台雪花点的旧电视。电视里,播音员正用平稳的语调播报着东北某大型国企职工下岗安置的新闻。
婆婆曾星云端着一碟泡菜从厨房出来,忧心忡忡地加入话题:“听说厂子真要搬鱼洞了?那么远……还说要在那边集资建房?咱们现在这房子,上次集资才住了不到十年,这……”
“建房?建什么房?”杨裕华抿了一口酒,脸上是经历多年安稳(哪怕是清贫的安稳)后的惯性质疑,“厂子搬,还能把工人扔半道上?总得有地方安置。我看啊,等着分房就是。” 他的逻辑简单而直接:厂即家,家即厂。
杨军没接父亲的话,只是盯着电视屏幕里那些茫然走出厂门的身影,默默夹了颗花生米。
周末,李二和杨军去沙坪坝看望李二父母。饭桌上,李道明自然而然地问起这事。
“厂里搬迁、集资建房,你们小两口,还有你爸妈那边,到底怎么个打算?”李道明放下筷子,目光炯炯,“搬到鱼洞,你们以后准备住哪儿,难道要租房,想明白没有?”
杨军被问得有些窘迫,下意识复述了家里的态度:“我爸妈觉得……现在房子还能住,集资又要一大笔钱,家里……可能不打算集资了。”
“不打算?!”李道明的嗓门陡然拔高,震得桌上的碗碟似乎都轻轻一颤,“你爹糊涂啊!厂子都要搬了,那是整个根都要挪窝!这次不抓住机会自己买房,你们真打算以后在鱼洞那边租农民房?还是指望厂里在那边给你们变出免费宿舍来?时代变了!”
“可是爸,”杨军试图解释,“一下子拿出几万块,我爸妈他们……确实有难处。他们觉得钱还是攥在手里踏实。”
“钱攥手里踏实?”李道明身体前倾,手指重重地点着桌面,“现在是攥着钱踏实,等过几年,厂子彻底变了样,你们连个窝都没有,住的房子是别人的,你们还踏实不?你爸三十八年工龄吧?按通知上说的,光工龄折扣就能少一万多!三室一厅四万八,扣掉折扣,再凑凑,怎么就凑不出来?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过了这个村,你们连影子都看不着!”
从沙坪坝回来,那晚李二和杨军辗转难眠。月光惨白,从旧窗帘的缝隙漏进来,在李二手里的计算器屏幕上投下小小的、跳跃的红光。
“我工资折子上,这些年省吃俭用,统共就存下九千九。”李二的声音在黑暗里细若游丝,每一个数字都带着重量。
杨军盯着天花板,仿佛能看穿楼板,看到父母那间同样昏暗的屋子。他想起父亲总爱念叨,当年从老家响应号召来支援三线建设,绿皮火车咣当了两天一夜。父亲那一代人,把半辈子交给了厂,也习惯了厂里包办一切。让他们拿出毕生积蓄去“买”一个未来,那种不安,杨军能体会。
几天后,一个周末的晚上,杨家召开了正式的家庭会议。李玉容把从厂里抄回来的详细条款和李道明的分析,一条条讲给公婆听。
婆婆曾星云反复摩挲着那个包了好几层手绢的存折,眉头拧成了疙瘩:“二妹,咱们决定了,买房!这次集资,杨老头的工龄能顶大用。我们就只有三万,其他的你们两口子凑凑。”
杨裕华一直闷头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显得格外沧桑。电视里又在重播下岗专题片。终于,他重重地磕了磕烟锅,灰烬落在水泥地上。
听到老婆曾星云说出买房的决定后,那一刻,李玉容看到公公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种类似当年他决定离开老家参军时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