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搬迁的通知下发老厂区陆续有人离开到新厂区去工作。老厂区晋江像一块被渐渐抽去生机的锈铁，留下的，是日渐空旷的车间、越发稀疏的家属楼，和一种被时代匆匆撇下的、无边无际的寂寥。
25栋那排红砖楼里，脚步声和孩子的嬉闹声一天比一天少。杜春梅家就在底楼中间。她父亲，大家都叫杜老头，是个在造型车间干了一辈子的老工人，脾气倔，恋旧。儿子杜刚和女儿杜春梅都被分到了新厂区，老伴也随着两个孩子和第一批搬迁的队伍去了鱼洞，分到了一套临时过渡房。
“爸，跟我们一块儿过去吧！那边条件正在变好，目前咱们都住在新建的临时职工楼，厂医院、幼儿园都在建，您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们怎么放心？”杜春梅劝着她老爸。
杜老头蹲在门口，就着昏黄的灯光吧嗒旱烟，头也不抬：“不去！我在这楼里住了三十年了，闭着眼睛都能摸到茅房！去鱼洞？人生地不熟，跟坐牢有啥区别？你们先去安顿，等那边啥都弄好了，我……我再看看。”
老伴抹着眼泪：“老头子，你一个人，吃饭咋整？有个头疼脑热……”
“我好手好脚的，要你们操心？”杜老头不耐烦地挥挥手，“厂里供销社还没关，食堂也开着，饿不死！快走快走，别误了明天的班车！”
女儿杜春梅见劝不动父亲，只能把家里的米缸装满，又偷偷塞了点钱在抽屉里，红着眼眶跟着家人上了车。从此，25栋3楼那扇门，白天黑夜都安静得吓人。
头些日子，杜老头还能维持点规律。早上趿拉着布鞋去自由市场随便吃点，白天在楼下看看别人下棋，或者坐在坝子里，望着对面渐渐沉寂的车间厂房发呆。晚上，就着一点花生米或咸菜，喝上几两最便宜的散装白酒。酒越喝越多，话却越来越少。遇见还没搬走的邻居，也只是点点头。
“杜师傅，那边有消息没？您啥时候过去？”
“快了，快了。”他总是这么含糊地应着，然后背着手，慢吞吞地回家。背影在空旷的楼道里，显得格外孤单。
最先觉出不对劲的，是隔壁楼同样因故暂留的机修工老赵。杜老头有辆老掉牙的“二八”自行车，往常偶尔会叮铃咣啷地推出来。可老赵连着四五天没看见那辆车，也没看见杜老头出门。
“怪了，杜老头这几天没动静？”老赵在仅剩的几个老伙计吃午饭时提起。
“是不是去鱼洞了？”
“没听说啊。上周我还见他去粮站买米呢。”
一种不祥的预感隐约浮现。老赵下午特意去敲了25栋3楼的门。“杜师傅？杜师傅在家吗？” 敲门声在寂静的楼道里回响，无人应答。门从里面锁着。
老赵心里发毛，跑到还没完全撤走的厂保卫科值班点反映。值班的是个年轻人，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找来居委会留守的人，又辗转打电话到鱼洞新厂区，好不容易联系上杜春梅所在的车间。
电话那头很嘈杂，杜春梅的声音带着新环境的忙碌和疲惫：“我爸？他没来啊！上周通电话还说在老家待得好好的……什么？几天没见人了？”
情况紧急，在得到家属的默许后，保卫科的人找来了工具。当那扇紧闭的房门被强行打开时，一股难以形容的、混合着腐败气息的恶臭猛地涌出，呛得人连连后退。
客厅的茶几上，摆着空酒瓶和半碟早已干硬发黑的咸菜。杜老头蜷缩在旁边的旧藤椅里，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工装，头歪向一边，脸色是一种可怕的青灰，早已没了气息。从迹象看，至少已经三四天了。屋里的寂静和那股味道一样，沉重得令人窒息。
杜春梅和她弟弟是第二天中午才带着母亲，坐着厂里协调的交通车赶回来的。一路上的焦虑、懊悔，在推开家门、看到父亲遗容和闻到那股气味时，化作了崩溃的哭嚎和瘫软。
“爸啊——！”杜春梅扑到门边，又被那景象和气味逼得倒退一步，只能捂着嘴，滑坐在肮脏的水泥地上，痛哭失声，“我们不该留你一个人啊……爸……”
杜母老泪纵横，捶打着地面：“我说了……让你跟我们一起过去……你偏犟……偏不过去，你说没事的啊！”
杜春梅姐弟俩面色惨白，靠着斑驳的墙壁，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死死地盯着父亲再也不会睁开的眼睛。他们忙于在新环境里挣扎立足，以为偶尔一个电话就能维系牵挂，却忘了旧世界里被留下的父亲，如何在飞速褪色的生活里，被孤独和暮年一点一点地吞噬。
葬礼办得匆忙而凄凉。来的多是还没搬走的老邻居，大家帮忙搭了简易灵堂，唏嘘不已。
“唉，老杜这人，就是太倔……”
“说到底是厂子搬得太急，家都散了……”
“往后啊，咱们这些还没走的，得天天互相瞅瞅……”
杜老头的骨灰，最终被家人带去了鱼洞——那个他至死不愿前往的新地方。25栋3楼那间屋子被匆匆清理、锁死，很快，整栋楼都将彻底沉寂，无人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