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洞新厂区的生活配套逐渐完善,最让家属们感到“进城了”的标志,莫过于那座拔地而起的“新世纪商场”。原先5栋底楼拐角的郑家,在这里找到了全新的舞台。
郑家女儿郑红梅,性格泼辣有主见,她看中了商场里一个不大的门面,力排众议,租了下来。
“妈,爸,现在谁还天天在厂里死磕?你看这商场,人气多旺!我卖点小孩子玩具、学生文具、时髦头绳,本钱小,周转快,肯定比在车间三班倒强!”郑红梅把攒了多年的工资和从父母那儿磨来的钱拍在桌上。
她弟弟郑小奇,受了姐姐的鼓舞,在商场外的临街盘下个小铺面,开了家西点面包房,当时还算新鲜事物,烤炉一开,甜香四溢。
郑红梅嫁给了同厂的李家老二李强,两人一个开店,一个还在车间,但重心明显偏向了小店。他们的儿子,和李玉容家的女儿差不多大,常在店里跑来跑去,玩具随便玩。
李家四兄弟,名字响亮——刚、强、勇、猛。老大李刚娶的,正是杨军那位早年停薪留职、南下闯荡的技校同学陈英。陈英当年在市场摆摊时说的话,如今成了现实注脚。她去了广东,从打工到跟人合伙,最后自己拉起摊子做物业管理。这次回来,已非昔日的摊贩模样。
她开着崭新的桑塔纳回到鱼洞,珠光宝气,宴请当年的老同学和老邻居,地点定在了刚开张的、厂区人还很少敢进去消费的“海鲜酒楼”。
包厢里,气氛热烈又微妙。陈英举着酒杯,红光满面:
“杨军,老同学!还有各位兄弟姐妹,我陈英敬大家!当年我说出去闯闯,好些人觉得我疯。现在看看,咱们厂子搬是搬出来了,可这效益……不说也罢。我在广东,不说大富大贵,房子车子算是置办下了。这次回来,一是看看大家,二是……”她顿了顿,扫视一圈,“厂里要是待着没劲的,特别是年轻的,有想法的,跟我去广东!那边机会多的是,厂子、公司,缺的就是咱们这种有技术、能吃苦的人!别的不说,工资起码是这边的三倍起!”
她的话像一块巨石投入池塘。席间,还在车间的人表情复杂,羡慕、犹疑、不服,兼而有之。李家老三李勇,在铸造车间当班长,喝得脸通红,大着舌头说:“嫂子,你是发了,可咱们……根儿在这儿,手艺在这儿,出去……心里没底啊。”
陈英笑着拍拍他肩膀:“老三,手艺在哪儿都是吃饭的本钱!在厂里,你这手艺就值几百块。到了那边,给私人老板干,或者自己琢磨点相关生意,价值就不一样了!胆子放大点!”
坐在一旁的杨军沉默地吃着菜。杨军如今在人资科,比谁都清楚厂里江河日下的财务报表和日益沉重的人事包袱。他听着陈英的话,看着旁边穿着商场买来的新裙子、越发干练的郑红梅,再想想车间里那些抱怨工资低、奖金停发的工友,心中那架天平,正在剧烈摇晃。
饭后,大家散场。商场门口,郑红梅正在拉下自家小店的卷帘门,碰见了刚吃完饭、步行回家的李玉容夫妇。
“红梅姐,才收摊啊?”李玉容打招呼。
“马上,清点一下货。”郑红梅利索地锁好门,手上戴着两个明晃晃的金戒指,“二妹,你们两口子,今天我嫂子那阵仗,看见了吧?”
杨军苦笑一下:“看见了,风光。”
郑红梅压低声音,带着推心置腹的意味:“二妹,咱们是老邻居,我说句实在话。我嫂子说得对。你看我这个小店,不起眼吧?但旺季一个月,能顶我在车间干大半年的。我弟那面包房,也差不多。咱们厂出来的,不是没本事,是以前被这‘国营’两个字框死了!现在框松动了,就看谁敢往外迈这一步。”
她指了指灯火通明的商场和远处霓虹闪烁的街区:“这鱼洞,眼看着就跟主城连起来了。以后是市场的天下,不是厂子的天下了。守着那点死工资,饿不死,可也甭想好。你看我嫂子在广东,现在人家回来叫‘陈总’!再看看咱们车间那些老师傅,还有他老公,技术顶尖吧?可除了工资,有啥?”
一阵夜风吹过,带着城市边缘特有的、尘土与繁华交织的气息。李玉容和杨军没有说话,只是望着郑红梅骑着新买的摩托车突突远去的背影,又回头看了看夜幕中庞大而沉寂的新厂区轮廓。
那一晚的对话,和那顿奢华的宴席,像一道清晰的分水岭,烙在了许多人的心里。往后的岁月残酷地验证了这场分化:那些在2000年左右,像陈英、郑红梅这样,毅然挣脱“单位”怀抱,投身商海或远走他乡寻找机会的人,尽管历经波折,但大多乘上了中国经济狂飙的列车,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积累了可观的财富。而更多由于留恋安稳、恐惧风险、或囿于技术情怀而选择留在日渐僵化、效益滑坡的国企内的职工,则在缓慢的通货膨胀和停滞不前的收入中,眼睁睁看着当年不起眼的同伴超越自己,自己却只能在与温饱线的拉锯中,逐渐褪色,成为时代转型背景下,一群值得尊敬却又难免令人唏嘘的“留守者”。那句当时流传甚广的俗语,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切实的印证——“胆大的撑死,胆小的饿死”。只是这“胆大”与“胆小”背后,是复杂的人生际遇、家庭负担与时代赋予的偶然性,远非那么简单。